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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融入大灣區首在制度創新
■ 本刊記者 劉妍伶 [第3502期 2021-09-27發表]
▲5月14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協助破產程序的會談紀要》簽署活動現場。(圖片來源:中國法院網)

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2017年7月1日,正值香港回歸祖國二十週年之際,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見證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和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在香港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訂下合作目標和原則,亦確立合作的重點領域。

要說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特色,應從合作體制和機制層面看,就是“一國兩制”,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獨立關稅區、三種貨幣制度和三個法律體系,使得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合作既區別於國際之間的區域合作,又有別於國內的省際區域合作。

“大灣區的面積雖然不及整個中國的1%,人口僅佔全國人口5%,但其生產總值佔全國生產總值12%,出口貿易佔全國貿易額37%,”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研究估計到2030年,大灣區的地區生產總值可達4.7萬億美元!”港澳要融入大灣區,如何發揮好大灣區“兩制”優勢,如何在合作體制和機制上創新,乃三地合作之路上的頭等大事,更為不容錯失的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之處


很多人提到粵港澳大灣區的特點都會想到“一國兩制”,而這也是使得大灣區有別於國內其他發展區域以及國外灣區的最大特徵之一。對於我國其他發展區域,例如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等重大區域戰略而言,大灣區的獨特之處在於,把港澳兩個特區自由港裏有關商品、服務、資金、人員、資訊和技術跨境自由流動的積極元素引入到內地各試點省區,從而帶動當地以致更廣泛地區的對外開放和發展。

這時會有不少人擔心,當內地試點地區把港澳自由港的好處都學好用好之後,港澳特區對於國家開放的價值就會減少,大灣區的獨特之處終有一日會沒落。

縱觀過去40年國家開放的發展歷史來看,確有個別地區的開放度追趕上港澳的可能性存在,但這並不意味着港澳在推動國家對外開放的價值在減少。因為開放本身就是一種動態形式,會隨着國際環境與全球經濟變化而變化,作為最接近國外經濟體系的港澳擔負着順應國外變化而變化的使命,尋找最符合國內發展需要的開放對策。

例如,在國際貿易方面,國內對外貿易無論從數量亦或是商品種類以至貿易夥伴數量都遠超港澳,據上海海關統計,2021年1~2月,上海對第一大貿易夥伴歐盟的進出口額佔總值的20.3%,第二大貿易夥伴東盟的進出口額佔總值的14%,都超過香港特區工業貿易署統計的香港對歐盟的5.8%和對東盟的12.6%。但港澳在國家持續發展國際貿易的地位還是非常重要,只是重點已經從過去的提高加工貿易和開拓傳統市場轉移到助力出口企業轉型升級,推動進口,發展服務、技術和離岸貿易等新領域。

此外,大灣區也經常被人類比於外國灣區,特別是作為全球發達的先進製造業中心的東京灣區、全球國際金融中心的紐約大都會區和科創產業龍頭的三藩市灣區,但這三個灣區又属於同一制度下發展的經濟區域,與大灣區有着本質區別。

 

發揮大灣區“兩制”優勢是創新關鍵

 

香港優勢

一﹑金融優勢

隨着中國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香港充分發揮無可替代的優勢,既是國際連通內地的門戶,更是內地與全球接軌的橋樑。即使面對2019年修例風暴和2020年疫情的雙重打擊,香港交易所在2020年的集資額仍達到3,975億港元,全球排名第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不斷在制度上創新,融合互聯網技術扶持金融科技行業,2020年香港特區政府在金融科技方面投資額達3.74億美元,較前年增長近一倍。

再者,粵港澳大灣區處於國家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前線,而香港依靠“一國兩制”的優勢,從2004年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起,迄今已成為全球最大規模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和全球最多的離岸人民幣投資產品種類。

二、法律優勢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中明確提出將香港建設成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202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在深圳簽署《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補充安排》以及2019年10月生效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使得香港成為了第一個內地以外的司法管轄區,香港仲裁程序的當事人可以向內地法院申請保全。

 

澳門優勢 


一、葡語優勢

與香港同樣作為特別行政區的澳門,近幾年似乎有種慢慢淡出公眾視野的感覺。其實不然,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澳門,在大灣區內的定位是“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澳門的國際化優勢,在於澳門與橫跨四大洲、人口超過2.6億的葡語國家有着緊密且廣泛的聯繫,是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的服務平台,是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這些都是澳門的突出優勢。

目前,澳門已成為一個服務葡語系國家與中國在大宗商品、紡織品、機電、法律服務、商業服務等方面往來的平台。“2003年,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的貿易總量是110億美元,到2019年已超過1,500億美元。”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說。

二、資本優勢

“十四五”規劃中列明,支持澳門發展中醫藥研發製造、特色金融、高新技術和會展商貿等特色產業,目前,澳門人均GDP已經遠超香港、內地。“澳門人均GDP已達8萬美元,香港人均GDP為4萬美元,內地的深圳、廣州、珠海等地人均GDP在兩三萬元左右,從世界範圍內的分類來看都已經是中高收入地區。粵港澳大灣區的資本在全國範圍內最有優勢。”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表示。澳門多達6,500億澳門元的財政儲備,加上豐厚的民間資本,對於投資新產業、發展數字金融、吸引人才等都是堅強助力。

 

制度創新路徑的探索


在大灣區內探索制度的創新,首要是市場一體化創新。正因為大灣區身處“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獨立關稅區、三種貨幣制度和三種法律體系”的制度下,所以創新的首要前提是構建一體化的市場機制,灣區內城市要在商事登記、行政審批、監管機制、司法執行、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一體化。其次,要發揮CEPA、“前海方案”、“橫琴方案”的制度創新優勢,提高灣區內貿易投資便利化合作,減少跨境要素流通障礙。還要在《憲法》和《基本法》的框架下探索灣區內合作的法律基礎及實施機制,設立專門的法律爭端解決機制。

9月5日、6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及《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化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接連出台。粵澳、粵港將攜手史無前例地組建合作區的開發管理與執行機構,兩種方案皆實施雙主任制,分別由廣東省長及港澳特首共同擔任,就合作區重大政策規劃、重大項目及人士任免共商共議。

“香港在與前海協作方面,在專業、金融、創業都有更大發展空間,只有透過相互協作,區域擴容,才能令更多產業有發展空間,將香港優勢產業做大做強。”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

第二,互通機制創新。自粵港澳大灣區合作以來,灣區內的人員、資金、資源的流動模式在不斷創新中。7月31日,首次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正式開考。合資格港澳執業律師將可允許進入內地執業,使得三地不同的法律制度可以互通,將會湧現一批熟知三地法律的專業人士;8月27日,“港澳藥械通”正式擴展到大灣區內9市實施,自“港澳藥械通”政策試點以來,已審批臨床急需使用進口藥品9個、醫療器械2個,包括恩曲替尼、勞拉替尼等全球抗癌新藥,共惠及150名患者;9月10日,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正式啟動,意味着灣區內的個人投資者可通過區內銀行體系建立的閉環式資金管道,跨境投資不同城市銀行銷售的理財產品,實現個人資產配置的多元化。

第三,三地政策創新。據今年5月國家統計局發布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超40萬港澳人士長居內地,需將區別對待創新為一視同仁,如醫療服務、社會保障制度的銜接及住房、教育的機會等。同時推行粵港澳三地“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的融合互通模式,推動區內電子支付系統互聯互通,促進人員、貨物、信息等要素的通關便利化。

 

堅持“一國”是底線


無論是“橫琴方案”、“前海方案”,亦或是“理財通”、“藥械通”等都要求粵港澳三地以“一國”為本,善用“兩制”優勢,加快三地一體化發展,擴大港澳居民生活就業空間。從管治體制角度看,各種制度的創新都是在“一國”的底線上,跨越了“兩種制度、三個獨立關稅區、三種貨幣制度和三種法律體系”的障礙。

自2017年起,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在港澳民眾中進行多次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多達74%香港受訪者認為“一國兩制”有助於香港長治久安,超過八成澳門受訪者認為澳門回歸20年來實施“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成效顯著。

對香港、澳門發展而言,“一國兩制”是最大的優勢,充分體現了中央對港澳長遠發展和民生改善的有力支持以及對港澳同胞福祉的最大關愛,充分彰顯了中央不斷豐富和發展“一國兩制”實踐的堅定信心。

春潮湧動大灣區,揚帆奮進正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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