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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特別報道② 浴血救亡
Bloody Rescue
■ 本刊記者 康劍波 [第3495期 2021-06-21發表]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實非偶然。

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挽救民族危亡,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從農民階級的“太平天國”到地主階級的“洋務運動”,從維新派的“戊戌變法”到革命黨人的“辛亥革命”,無一例外的全都失敗了。歷史已經表明,中國的農民階級和資產階級都無力承擔反帝民族革命和反封建民主革命的雙重任務。

中國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經過反覆分析、比較,終於選擇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社會的武器,選擇了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並根據列寧學說組建了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歷史進程和客觀形勢發展的必然產物,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石破天驚


1921年仲夏的一天,設在上海法租界白爾路389號(今太倉路127號)的私立博文女校剛放暑假,師生們已經離校,校長黃紹蘭正在辦公室看書。一位名叫王會悟的老熟人進來找她,稱有一個“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約十人想租住學校一個月,願意出三個月的租金,只是要求這段時間不要安排其他客人入住。黃紹蘭爽快地答應了,她怎麼也想不到,這些人是來密謀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

博文女校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臨時住宿地和預備會議舉辦地。王會悟是一大代表李達的夫人,負責會議的食宿等後勤事務。有關當事人的回憶表明,入住博文女校的中共一大代表有9人,都住在沿馬路的二樓。7月22日下午,他們還在二樓東側北半間舉行了預備會議。

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會址所在里弄為“樹德里”)正式開幕。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的小洋樓,離博文女校200米左右,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漢俊和他的胞兄、同盟會元老李書城的住所。

出席會議的共15人,其中13位來自全國各地和旅居日本的中共早期組織代表。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包惠僧,旅日的周佛海,他們代表着全國五十多名中共黨員。

還有兩位外國人,他們分別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代表尼柯爾斯基。

大家推舉張國燾為會議主席,毛澤東和周佛海為會議記錄員。

經過三天的熱烈討論,代表們對黨綱、黨章的重要問題基本達成共識,黨的名稱定為“中國共產黨”。

7月30日晚,因一名陌生中年男子闖入會場(後證實是法租界巡捕房警探),會議被迫中斷。根據王會悟建議,代表們轉入其家鄉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繼續舉行。

會議接着討論了黨的方針任務和大會決議稿,設立由3人組成的中央局作為臨時領導機關。會議選舉陳獨秀擔任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李達負責宣傳工作。

會議閉幕時,代表們臉色凝重,舉起拳頭低聲喊起口號:“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這口號低沉而有力量,雖當時聲音單薄,但若干年後卻響徹雲霄、震撼大地。

深刻影響中國和世界歷史進程,改變中國人民歷史命運的中國共產黨,就這樣在南湖的一艘遊艇上誕生了!

 
▲6月12日,人們在中共一大紀念館前排隊等待參觀。(新華社圖片)
 

初生期的磨難和考驗


黨史專家普遍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由中共“一大”和“二大”共同完成的。

“一大”確定了黨的名稱,建立起全國統一的黨組織,明確了黨的性質和最終奮鬥目標,但由於受當時思想認識水平的限制,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環境下,會議開得十分倉促,一些諸如現階段黨的目標任務、國民革命的對象、實現黨的最終奮鬥目標的途徑方式等重大問題以及“黨章”,都來不及深入討論和作出決議,甚至連宣告黨成立的宣言草案,也來不及修改定稿,以至沒有發表。可以說,中共“一大”尚未完成建黨的主要工作。

1922年7月16日清早,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今老成都北路7弄30號)一幢小樓,12位青年才俊來到這裏,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歷史竟有如此巧合。中共一大召開的地方叫“樹德里”,中共二大召開的地方叫“輔德里”:中共一大開天闢地,樹立豐碑;中共二大建章立制,相輔相成。

在中央局書記陳獨秀的主持下,中共“二大”完成了“一大”的未竟使命,創造了中共黨史上的七個“第一”:第一次提出黨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第一次提出黨的統一戰線思想——民主聯合戰線的思想,第一次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宣言》,制定第一部黨章,第一次比較完整地對工人運動、青少年運動和婦女運動提出要求,第一次明確決定加入共產國際……

中國共產黨甫一成立,馬上面臨着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尋求中國革命的目標、任務、方向、道路等嚴峻課題。

當時的中國尚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現代工業佔國民經濟的比重不到10%,90%為落後的農業和手工業,資本主義在中國遠未發展起來,正處於上升發展時期。這與馬克思、恩格斯設想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和基礎相去甚遠,與俄國十月革命前已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社會經濟狀況也不盡相同。

另一方面,當時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其實主要是經俄國人解讀的馬克思主義,即俄國式的馬克思主義。這當中既有許多正確的、科學的認識,也有一些對馬克思主義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解讀。而且,受歷史條件和自身認知能力的限制,當時絕大多數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只是從符號的層面上,初步地、囫圇吞棗地學到一些馬克思主義社會革命理論,尚來不及消化吸收、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及其基本原理和精髓,更未能結合本國國情形成自己的理論。

加之黨內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這更導致中國革命幾乎陷入絕境。

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接受了共產國際關於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決定。這在當時的環境條件下,對於集結一切革命力量,完成中國革命當時最主要的任務——民族和民主革命,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但這種兩黨合作方式,顯然只能以國民黨為主體,共產黨處於從屬地位,對於新生的、弱小的共產黨而言,並不利於保持黨的獨立性和自主權。另一方面,共產黨員既加入國民黨並擔任黨、政、軍領導職務,同時又保留共產黨的組織系統和秘密活動,讓國民黨內部對國、共合作持反對態度的右翼分子恐共、反共匯成暗流。而一旦其主導政局,必將風雲突變。

1925年3月12日,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因積勞成疾、患膽囊腺癌醫治無效,在北京溘然逝世。1926年1月,在國民黨“二大”上,蔣介石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進入九人常委,一身兼任三要職——政治委員會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和國民革命軍總監,形成汪(精衛)蔣(介石)黨政軍體制。

走上權力巔峰的蔣介石急速右轉,舉起屠刀:

1926年3月,發生“中山艦”事件,拘捕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及黃埔軍校的一批共產黨員;

1926年4月,蔣介石拋出“整理黨務案”,全面在國民黨的黨政機關和軍隊清查、限制和驅逐共產黨人;

1927年4月11日,蔣介石在南京下達密令:“已光復各省一律實行清黨”。在上海,僅四天就有三百餘人被殺,五百餘人被捕,被暗殺和失蹤者多達五千餘人,共產黨組織領導人陳延年、趙世炎、羅亦農等均被捕殺;在廣東,被拘捕關押的達兩千多人,其中一百多人被殺害。

奉系北洋軍閥也在北京瘋狂捕殺共產黨人,李大釗和其他19名共產黨人英勇就義。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公開亮出反共、清共的旗幟,正式與共產黨決裂。武漢街頭出現了對共產黨“寧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人”的標語。

據統計,從1927年“四一二”屠殺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達三十一萬人,其中共產黨員二萬六千多人,中共黨員數量從大革命高潮時的六萬人急劇減至一萬多人;擁有近千萬會員的各地農會大都被鎮壓、解散。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歸於失敗。

 

時代呼喚擎旗手


毛澤東,字潤之,1893年12月26日出生於湖南湘潭縣韶山沖一戶殷實的農民家庭。

少年毛澤東心氣頗高,志存高遠。他17歲離開故鄉到外地求學時給父親留下一首詩:“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他毅然投筆從戎,加入湖南起義新軍,半年後結束軍旅生涯繼續求學。1913年春,他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師範學校畢業後,毛澤東來到北京,經恩師楊昌濟教授推薦,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這段時間,他參加北大的新聞學會、哲學研究會等活動,廣泛結交新文化運動的名人學者和懷抱救國救民理想的熱血青年,特別是受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影響,接觸、學習馬克思主義,了解十月革命的情況和經驗,思想發生了深刻變化。

五四運動中,毛澤東回到長沙,創辦並主編《湘江評論》。1920年他又到上海與陳獨秀等探討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湖南革命運動等問題,陳獨秀向他贈送了陳望道剛剛翻譯出版的《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等書。毛澤東後來回憶說,“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東山恤孤院後街一幢兩層小樓召開。中共“三大”選舉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5人組成中央局,處理中央日常工作;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毛澤東首次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

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這位來自湖南農民家庭的青年才俊獨具慧眼地提出重視農民作用的問題。他指出,在中國的任何革命,農民都是最重要的;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如果中共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不難形成廣東這樣的革命局面。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3個月後的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也公開舉起了“分共”的屠刀,大革命全面失敗。在這嚴峻的生死考驗面前,中國革命該往何處去,成為中國共產黨亟須解決的關鍵問題。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次緊急會議,明確前進方向。這是八七會議會址外景。(新華社圖片)

時代呼喚擎旗手。中國共產黨誕生後,在長達二十餘年的革命鬥爭中,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將中國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進行理論概括,從而廓清了全黨思想上的迷霧,也逐漸探索到了解決中國革命的正確經驗和道路:
 

1、“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面臨着被敵人瓦解和消滅的嚴重危險。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毛澤東在發言中批評中央沒有及時着手造就真正革命的工農武裝,“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蔣、唐(指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槍杆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毛澤東對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提出批評,強調“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

毛澤東在此提出了“槍杆子裏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在反動當局依仗武裝力量對人民實行血腥鎮壓,沒有民主、法制可言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下,革命階級、人民群眾除了拿起武器,用革命暴力推翻反動統治,別無他途。

由於環境的險惡,這次會議只開了一天,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的“槍杆子裏面出政權”成為後來黨領導革命武裝的指導方針,對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據不完全統計,從1921年至1949年,全國犧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達370多萬人,平均每天犧牲370多人。這當中,就包括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弟弟毛澤民、毛澤覃,妹妹毛澤建,侄兒毛楚雄等十多位親屬。

可以說,紅色政權就是由無數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

 

2、“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


八七會議雖然制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但是由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歷次無產階級鬥爭皆是在大城市發動,加之共產國際的影響和約束,全黨對於這一時期革命的共識是以城市為中心。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會後制定了《中央工作計劃》,要求在廣州、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舉行總罷工,並布置在廣東、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省舉行工農總暴動。

“左”傾盲動決策招致嚴重後果。至1928年底,全國十二個省、一百四十餘個縣發動的一百多次工農武裝起義均悲壯失敗。

1927年9月,秋收起義失敗後,轉移到文家市的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前委會議,否定了奪取長沙的主張,決定把起義部隊轉移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農村地區。9月下旬,毛澤東率領起義部隊避開強敵,向羅霄山脈中段前進,經過三灣改編,抵達寧岡縣古城。毛澤東再次主持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決定在井岡山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

在進行革命實踐探索的同時,毛澤東還從理論上逐步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作出明確的說明。

1928年10月,在井岡山茅坪一間破舊的祠堂裏,毛澤東給出席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娓娓講述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第一,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着的各派新舊軍閥,從民國元年以來,相互間進行着繼續不斷的戰爭,這是半殖民地中國的特徵之一……”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標誌着毛澤東思想的初步形成。

 

3、“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1930年10月,蔣介石向贛西南的中央蘇區發起第一次“圍剿”。12月25日,紅軍在寧都縣黃坡小布村舉行盛大的“蘇區軍民殲敵誓師大會”。會場主席台懸掛着毛澤東親擬的一副對聯: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裏操勝算;

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裏殲敵人。

這上聯十六字游擊戰方針不可小覷,它在世界軍事史上是一個偉大創造,它顛覆了古今中外軍事學上兩軍對壘,往往以某一戰役的勝負或一城、一池、一地的得失,作為軍事學勝敗的標準,另闢一條量力而行、以弱勝強、靈活機動作戰、保存自己有生力量,以贏取戰爭最後勝利為出發點和歸宿的新路徑。

下聯十六個字則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和朱德指揮紅軍利用革命根據地的優勢,在運動戰中集中兵力殲滅分散之敵,粉碎強敵軍事“圍剿”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

正是依靠這一軍事思想和戰略戰術原則,年輕的紅軍僅憑土槍土炮和大刀長矛,粉碎了國民黨以飛機大炮和新式武器裝備的數十萬軍隊的進攻,取得三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省瑞金縣葉坪村隆重開幕。這是繼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在東方建立的第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大會選舉產生了全國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毛澤東被選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毛主席”之稱謂由此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正是從這裏起步。

 

▲巍巍井岡,群巒疊翠。這裏是中國革命的搖籃、著名的革命老區。1927年,中國共產黨人在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光輝起點。圖為遊客在井岡山參觀“勝利的號角”雕塑。(新華社圖片)
 

4、論持久戰


抗日戰爭,就國力和軍力而言,是一場實力懸殊的戰爭。

1937年,日本的工業產值是中國的4.4倍,鋼鐵、銅、石油、煤炭的產量分別是中國的145倍、124倍、129倍和1.9倍。從軍事工業生產能力看,1937年日本生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造艦能力50多萬噸,而中國除能自制一部分輕兵器外,軍艦、飛機、坦克、大炮均不能自製,須從國外購買。

由於經濟和軍事實力差距太大,抗日戰爭之初,日寇攻城略地連連得手,國內一些人產生畏戰或急躁情緒,出現了“亡國論”和“速勝論”。

“亡國論”者認為,中國的兵力、武器不如日本,再打下去必然亡國,主張對日本妥協求和;

“速勝論”者幻想國際形勢變化,盟國出兵幫助中國迅速戰爭日本,或者指望國民黨兩百萬正規軍集中兵力與日軍決戰,很快就能取得勝利。

毛澤東深感這兩種論調影響軍心、民心,在延安鳳凰山麓吳家院一孔窯洞裏,他開始了《論持久戰》的寫作。他寫道: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衝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論持久戰》刊登在延安及全國各大城市的報刊上,並被譯成英文單行本向海外發行,轟動一時。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素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從周恩來手中得到《論持久戰》一書,一氣讀完,大為叫好,向蔣介石推薦。美軍史迪威將軍閱讀該書後,也贊嘆是一部“絕妙的教科書”。

 

5、新民主主義理論


延安,抗戰時期立志救亡的熱血青年向往的聖地,它同時也是思想自由解放的綠洲。延安時期,是毛澤東一生理論創造、著述的高峰期。有細心人統計,新中國成立後編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共158篇,其中112篇出自延安。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理論創新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十幾年革命實踐中先後陸續提出中國革命有關思想的基礎上,全面深入研究、系統集成拓展,形成了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新民主主義社會思想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後,所建立的新中國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它一方面與舊式的、歐美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共和國相區別,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是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第三條道路、第三種形式。

他精辟地闡述道,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體,就是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中國革命勝利後,擬建立全國、省、縣、區、鄉的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並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但必須實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這種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

他這樣描述新民主主義經濟:在現階段上,中國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這個共和國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

抗戰勝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楊家嶺新建的中央大禮堂舉行。中共“七大”第一次將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寫進了黨綱,並號召全黨掀起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高潮。從此,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旗幟。

 

得民心者得天下


抗戰結束後,各方都將矚目的焦點集中在中國兩個最大的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身上。國民黨統治區是什麼狀況?共產黨領導的、略帶幾分神秘的陝甘寧邊區又是什麼樣呢?
 
▲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寫《論持久戰》。(視覺中國圖片)

約翰·S·謝偉思,1909年生於中國成都,曾任美國駐華使館外交官,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是一個地道的中國通。1944年6月20日,謝偉思給美國國務院發了一份“中國的局勢和關於美國政策的建議”。關於中國的局勢,他這樣寫道:“中國面臨經濟崩潰。這一點正在招致軍隊和政府機關人心渙散。……士氣民心低沉。沮喪情緒廣為擴散。普遍感到絕望。……在遠離大城市的地區,中央政府的權威正在削弱……受通貨膨脹之害最重的知識分子和薪水階層處於生死存亡的危險中。”

一個多月後,謝偉思作為美國國務院政務官員和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部政治顧問,參加了“美國軍事觀察組”,來到延安。到延安後,謝偉思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要被感情所支配”,但是他和全組成員都有相同的感覺:“我們來到了一個不同的國家,碰到了不同的人。”這裏的“精神氣質和氣氛”與國民黨統治區相比都有不同。

從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隔僅有三年零三個月。這樣的轉變發生得如此之快,在戰爭開始之時,無論是共產黨、國民黨,還是美國、蘇聯都沒有預料到。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如此迅速地以弱勝強戰勝國民黨?答案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即人心向背決定了戰爭的勝負。

1948年,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選出了第一屆院士81人,其中1949年隨國民黨到台灣者9人,滯留國外者12人,逝世1人,其餘59人都選擇留在大陸。

為什麼這些中國最有智慧、最有眼光的知識精英大多數都選擇留在大陸?著名學者季羨林晚年回憶說:“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台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了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了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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