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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特別報道① 天朝末路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 本刊記者 康劍波 [第3495期 2021-06-21發表]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中英代表在英艦“康華利”號上簽署《南京條約》。(視覺中國圖片)

大清帝國是2000年帝制中國的最終一章。比起其在1644年取而代之的明帝國,清帝國的疆域是明代的兩倍多,而人口則超過明代的三倍,至咸豐元年已達峰值4.3億之多。在清朝鼎盛時期——康乾盛世,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恢復到世界的三分之一。

然而,表面繁盛的大清帝國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面前卻根本不堪一擊,只能屈辱地接受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內憂外患、戰亂頻仍、民不聊生,出現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落後就要挨打


1792年9月26日,英國政府任命馬戛爾尼為正使出使中國,這是西歐諸國首次向中國派出正式使節。

這時的大清國,已經走進了“康乾盛世”的末期,沉浸在一片“落日的餘暉”中。由於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清朝當政者對世界的巨大變化和西方的科技文明竟然渾然不知。

清廷宮廷裏描繪的中國地圖是由五大卷並列排在一起的,中央的一大片土地標着“中國”,圍繞在周圍的彷彿全是些隨意點綴上去的外國“小島”:“英格蘭”、“德意志”、“法蘭西”、“美國”、“俄羅斯”和“非洲”……清廷根本不知道“英夷”的具體位置,遑論對英國發展現狀的了解了。 

經歷了工業革命後的英國此時已經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制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達、國力強盛,號稱“日不落帝國”。英使團領航的是一艘有64門大炮的一流軍艦“獅子”號,另外還有一艘載重量為1200噸的“印度斯坦”號大貨船、一艘小型護衛艦“豺狼”號,攜帶着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給乾隆皇帝的信件和大批代表西方科技文明的禮品。

英國派遣使團訪華,目的是通過與清朝最高當局談判,擴大對華貿易,同時搜集中國情報,評估中國的國力。

在乾隆的眼裏,這些“英夷”與大清朝相隔萬里,竟然有向化之心,前來給朕送賀禮祝壽,真是其情可嘉!清廷御史管世銘記載馬戛爾尼朝覲乾隆“單腿下跪”的場景時這樣寫道:“一到殿庭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

當馬戛爾尼代表英國政府向清政府提出請示,要求簽訂正式條約以滿足“開放寧波、舟山、天津、廣州之中一地或數地為貿易口岸”等要求後,遭到了乾隆皇帝的斷然拒絕。針對英國提出在北京常設使館以及設倉庫收貯發賣貨物一事,乾隆居高臨下地給英國國王喬治三世下了這樣一道“諭旨”:

“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派人留京一事,於天朝體制既屬不合,而於爾國亦殊覺無益。”

馬戛爾尼訪華失敗,只得怏怏而歸。然而,四十多年後,英國人想通過和平談判沒有達成的願望,卻借助堅船與利炮達成了。

關於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中英雙方的軍力對比,史書中有這樣的記載:

英國遠征軍由6000多人組成,其中海軍2000多人,陸軍4000多人,出動16艘軍艦,4艘武裝輪船,1艘運兵船和27艘運輸船。

單從數量上看,相對擁有80萬軍隊的“天朝”來說,這支遠征軍絕對不堪一擊。然而,就是這支軍隊,在中國漫長的海岸線上,萬里馳騁,來去如風,把“天朝”上下攪得天翻地覆,毫無還手之力。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局面?最直接的原因是——大英帝國有着當時領先於世界的堅船和利炮。

英國戰艦大體上分為6個等級:頭3個等級屬於3桅橫帆大戰艦,每級有3層甲板,共配備100門或100門以上火炮;2級也有3層甲板,共配備約90門炮;3級有2層甲板,共配備64至74門炮;4級有2層甲板,配有50門炮。

清朝大臣這樣向道光奏報:“大夷船,長三十二丈,頭尾寬三丈,船身吃水一丈,出水一丈六尺,周身內外均用白鐵包裹,惟底用銅包。船身內有三層,其留一層炮眼者,一面炮眼十八個,每眼安大小炮二尊,一船共安大小炮七十二尊”。

19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英國發明了全金屬車床,從而使火炮的製造進入了車床切削鑄造的時代。彼時英國的火藥生產,如提純、粉碎、拌和、壓制、烘干等工藝也已進入近代工廠的機械化生產階段。

反觀中國方面,清軍水師的木質艦船船體小,全是靠人力划槳並配以少量小型風帆航行,艦體上還沒有採用轉舵裝置,使用的還是那種依靠七八個人在甲板上大幅度用力轉舵的方法。一般航船只能配置10門火炮,且火炮沒有靈活轉動的炮架,或者其炮架只能調整高低夾角而不能左右靈活轉動。

1840年前後,中國除少量大型火炮是以銅製造外,大多數由液態的生鐵鑄造,施放時極易炸裂。作為發明和使用火藥的老祖宗,中國製造的火藥以手工作坊和工場生產為主,只靠石碾等工藝,無法提純硝和硫,容易發潮、難以久貯,爆炸效力極低。

實戰時,英軍的重型火炮,射速一般已達每兩分鐘3發;清軍火炮每小時平均只可能發射8發,且炮管無法承受持續射擊,隔一段時間就需要休息冷卻。

旅日作家陳舜臣在《鴉片戰爭實錄》中感慨:“在擁有堅艦巨炮和經過很好訓練的英國遠征軍的面前,中國的陸海軍簡直就像個嬰兒”。

其實,就當時中國經濟的總規模來講,夕陽下的滿清帝國仍遠勝於西方列強。按照著名經濟史學家麥迪森收集的數據,1840年前後中國GDP是英國的4倍。到1870年,中國的經濟總規模仍然為全球最大,比排名第二的印度高出40%,接近排名第三的英國和排名第四的美國的2倍,相當於當時日本的7.5倍。

然而,以小農經濟為主的中國內部早已經千瘡百孔,統治者愚昧、腐敗、自大,文恬武嬉,賦稅瘠薄,國力貧弱,社會墨守陳規,百姓生活困頓,在體制、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各個層面全面落後於西方。

戰爭是以綜合國力為支撐的。鴉片戰爭爆發的時候,英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普遍使用蒸汽動力,蒸汽機數量超過2萬台,位居世界第一。1835年,英國的鋼鐵產量突破100萬噸,佔世界產量的40%;煤產量達到3000萬噸,佔世界產量的四分之三,比法國、比利時、普魯士的總和加起來還多。因此,此時發生在兩國的戰爭更像是工業文明對陣農業文明的“吊打”,毫無懸念。

1842年8月29日,在英軍大炮的恫嚇下,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簽訂,英國人得到了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五口通商、割地、賠款。

《南京條約》使中國的主權完整遭到了破壞,其後外國侵略者利用其特權,瘋狂向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逐漸把中國市場捲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解體,中國的社會性質發生了嚴重變化,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百姓陷入水深火熱的困苦生活中。

 
▲《中英南京條約》稿本(視覺中國圖片)

鴉片戰爭的結局向中華民族殘酷地揭示了“落後就要挨打”的深刻道理。
 

中國式多黨制的流產


繼鴉片戰爭之後,日薄西山的清王朝面對外敵入侵,幾乎毫無還手之力,逢戰必輸:

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年10月~1860年10月)後,被迫與英、法、俄、美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璦琿條約》;

中法戰爭(1883年12月~1885年4月)後,法國不勝而勝,中法簽訂《中法新約》;

甲午戰爭(1894年7月~1895年4月),中國敗給歷史上曾是“學生”身份的日本,被迫簽訂《中日馬關條約》;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1900年5月~1901年9月)後,清政府與11個國家簽訂《辛丑條約》,賠款總金額4億5千萬両,當時中國人口4億5千萬,其用意就是要每個中國人都要交1両白銀的“罰金”……

面對列強,滿清統治者曾無恥地表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寧與友邦,不予家奴”,因此,這樣一個反動又孱弱的政權,一遇強力入侵,即刻便如大廈傾頹,而在這一過程中,廣大普通民眾長期成為冷漠的看客。

晚清重臣李鴻章曾感慨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大多數的仁人志士則從慘痛的經歷中驚覺中國文明不如西方文明,他們開始向西方尋覓救國的制度和思想武器,師夷長“技”以制夷。

1912年元旦,清朝統治在革命烈火中土崩瓦解,中國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就此結束。隨着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成為當時世界上少數幾個推翻封建統治、不設君主立憲、直接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國家之一。

在孫中山主持下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按照西方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實行責任內閣制,允許結社組黨。

一時間,中國政治舞台上出現了“組黨”熱潮。據記載,形形色色的大小政黨達300多個。最重要的幾個政黨分別是:由同盟會轉變而來的國民黨,由昔日資政會時代舊議員為主組成的民主黨,由光復會轉化而來的統一黨,以及由清末預備立憲公會和湖北都督黎元洪派軍人勢力為主的民社聯合而成的共和黨。

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後,為了反對袁世凱的獨裁,崇尚責任內閣制的宋教仁希望以多黨競選的辦法加以限制。1912年8月,《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公布,確定國會由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參議院設議員274名,按地域分配名額;眾議院設議員596名,按人口比例從各地選民中選舉產生。

當時22省登記的選民有4000萬以上,約佔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在1912年冬到1913年初春舉行的國會兩院選舉中,形成了共和黨、國民黨、民主黨、統一黨四大政黨和一些小黨派、小政團競爭的局面。

第一屆國會選舉,國民黨贏得392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此時,宋教仁躊躇滿志,準備組閣事宜。他意氣奮發地說:“自斯而後,民國政黨,唯我獨大。共和黨雖橫,其能與我爭乎?”

一時之間,西方的多黨制議會民主彷彿降臨到了這個有着2000多年封建君主專制歷史的東方國度。

然而,沒等到第一屆國會召開,1913年3月,在袁世凱的幕後指使下,宋教仁被暗殺於上海火車站。

隨後,袁世凱恩威並用,對國民黨部分議員進行分化瓦解,在利用國會當上大總統後,就唆使部將通電要求解散國民黨。1913年1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次年初,又宣布廢止國會。自此,民國初年的政黨政治名實俱亡,壽終正寢。

為什麼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能建立西方式的新中國呢?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在他的《美國與中國》一書中分析說:第一是沒有共同目標。起義時匯合的各種成分,除推翻滿清這一點以外,沒有什麼共同目標。第二是缺乏政治體制並缺乏人民參與。革命黨人在密謀策劃時,不可能並且事實上也不怎麼想去動員城鄉民眾的支持。第三,當時所有中國愛國之士深恐外國干涉。為了避免日本兵出現在北京,他們容忍了英國領導其他列強為了維持中國局勢穩定而支持袁世凱的做法。

“最後一點且最為重要的是,中華民國向西方借鑒,通過立憲議會和內閣而組織政府的想法,是同中國的政治傳統脫節的。”他寫道。

 

巴黎和會的“分贓”現實


1913年3月4日,威爾遜就任美國總統。1917年4月,美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

此時之中國,辛亥革命雖然趕跑了清朝皇帝,推翻了封建王朝,但並沒有完全結束封建統治。封建軍閥尚在輪番上演搶佔地盤、專制獨裁、魚肉百姓、復辟帝制等一幕幕醜行鬧劇;革命黨人大權旁落,沒有建立起資產階級政權,共和虛有其表。

在山東,1914年,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機,向德國宣戰,出兵佔領膠濟路及青島,霸佔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勢力。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在北京向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當面遞交了“二十一條”秘密條約,內容有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等五大項。日本交付中國的“二十一條”函件用紙上印有兵艦和機關槍,暗示如果袁政府不答應,他們就要用武力達到目的。

1918年1月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威爾遜在國會發表了被世界輿論譽為“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原則”。內容包括:簽訂公開和約,杜絕秘密外交;公開處理殖民地問題,在決定一切有關主權問題時,應兼顧當地居民的利益和殖民政府之正當要求;根據旨在國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證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的特別盟約,設立國際聯合機構等等。在對華問題上,威爾遜以反對干涉中國行政獨立為由,宣布退出遭到中國人民強烈反對的國際銀行團;又以支持共和之名打破列強聯合陣線,正式承認中華民國。

這些舉措使威爾遜在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中樹立了代表民主正義的良好形象,中國新型知識分子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西方政治制度的信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頂點。

正是基於對美國、對威爾遜的這種信任,對於“十四點原則”特別是即將成立的國聯的熱烈期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宣告結束時,同為協約國的中國出現了樂觀的氛圍。

然而,正如列寧所說“歷史喜歡捉弄人,喜歡同人們開玩笑。本來要到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另一個房間。”

1919年1月18日,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會,參會的有美、英、法、意、日、中等20多個國家的代表及其隨員1000多人。會議規定各國席位分三類:一是主要協約國美、英、法、意、日,每國5席;二是戰爭中某些提供有效援助的國家,如巴西等,每國3席;三是協約國陣營中其他成員,每國2席。中國被列為第三類。

 

▲1919年,一戰結束後,在法國巴黎凡爾賽舉行的和平會議。(視覺中國圖片)

北京政府在和會召開前,形成了“聯美制日”的方針,幻想和會在威爾遜“十四點原則”基礎上主持正義,維護各國主權,並希望通過和會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取消日本強迫中國簽訂的“二十一條”、收回山東主權。 

但是,被中國代表團當作主要靠山的威爾遜總統在和會上一改同情中國的論調,認為“中國日本既有1915年5月之條約換文於前,又有1918年9月續約於後,而英法等國亦與日本協定條件,有維持其繼續德國在山東權利之義務”。在五大國會議上,威爾遜公然說:“日本領土的很大一部分是貧瘠的,因此它當然需要為它的人口找安身之處”,除朝鮮、滿洲外,“它現在在中國尋找更多地方”。言外之意,日本霸佔山東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威爾遜總統改變態度以後,西方列強不但拒絕同為戰勝國的中國提出的合理要求,而且還竟然作出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交給日本——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由此爆發。

巴黎和會對中國先進知識界是沉重有力的教訓,加速了他們認識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的思想覺悟過程。

 
▲1919年5月4日,五四愛國運動爆發。當時在北京街頭,貼滿標語:毋忘國恥。(視覺中國圖片)
 

▲1919年5月,五四運動期間,上海商界罷市,聲援學生遊行。(視覺中國圖片)

和會之前,中國先進知識界中,絕大多數人觀察世界的立場還沒有超出溫和、改良的歐美自由主義模式的民族主義,即對外承認西方列強主導的國際關係準則,幻想在這一準則範圍內逐步修改以至取消西方列強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不平等條件;對內則是期盼在現行政治體制內改良以實行民主的目標。

巴黎和會的“分贓”現實警醒了中國先進知識界:西方列強雖然因為種種矛盾在分割侵華利益上有分歧,但在維護其世界殖民主義秩序上則大多協調一致。中國知識分子由此開始拋棄溫和的民族主義,而逐漸轉向了激進的民族主義。

 

中國向何處去?


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的短短二十多年間,在向西方尋覓救國制度的同時,西方各種新學說、新思潮,如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等,也先後被引入中國,有的甚至大為流行。

“五四”後,中國社會如何改造、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更加凸顯,一批先進知識分子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紛紛撰寫文章、著書立說,苦苦思索中國的前途命運。那時的中國,呈現出一番百家爭鳴的社會景象。

在進行社會改造的方式、道路問題上,當時的思想文化界存在較大的分歧,主要有三類主張:

第一類主張繼續學習西方,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雖然暴露出不少弊端,但仍然是比中國更為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社會制度。第二類主張中西合璧,企圖尋求一種由中國的精神與西方的物質文明互補、化合而成的新文明。但究竟如何把兩者結合起來,他們或者拿不出切實可行的方案,或者又回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路上去。第三類則力主效法蘇俄走社會主義道路,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從表面上看,馬克思主義也屬於外來西方文化,對於非常重視民族文化傳統的中國人來講並不具備天然的血緣關係。然而,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許多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相融相通,在對人類社會發展目標、人民群眾歷史地位的認識和看法等等方面,兩者有着根本的契合點:

大同世界是中國人幾千年的夢想,是儒家理想社會的終極目標,這與馬克思主義所追求的共產主義的目標是契合的。中國古代傳統思想文化中有着可貴的“民本”思想,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此外,儒家講的“行”、“躬行”與馬克思主義實踐觀之間;中國哲學關於相輔相成、物極必反的學說與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之間都有共通之處。這為中國人民接受和選擇馬克思主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礎。

 
▲1918年11月,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 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謳歌十月革命。(視覺中國圖片)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建立起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與資本主義國家迥然不同的新型國家,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思想學說和社會理想變為現實的社會制度,給正在黑暗中摸索徘徊的中國人民,尤其是一批首先覺醒的知識分子提供了方向。

1919年7月,列寧領導的蘇俄政府發表宣言,宣布廢棄沙俄過去與中國政府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以及在中國境內享有的一切特權。1924年5月31日,蘇聯與北京政府正式簽署《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及相關外交文件。這更使長期飽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的中國人民大喜過望,奔走相告。這一重大事件對於蘇俄十月革命在中國的影響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使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被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所認同接受。

據統計,1918~1922年間,79%的國內報刊都或多或少地發表過關於“社會主義”的文字。有學者進一步指出,各種“社會主義”中,“在1919至1926年間,除了革命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和俄國的社會主義獲得正面評價,並一直保持很高的使用次數外,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的評價均由正面變為中性甚至負面。這意味着革命的、俄國式的科學社會主義,成為社會主義思潮的主流。”

李大釗,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並主張向俄國學習的播火者。他在《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文中,熱情贊頌俄國十月革命,並滿懷激情地預言:

“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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