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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Ⅲ 深圳,到底有多牛?
How great is Shenzhen?
本刊記者 康劍波 [第3472期 2020-08-24發表]
度過蹒跚學步的孩童期,邁過躁動不安的青春期,跨進新世紀後,深圳腳步由滯重而輕快,由疾行而奔跑,終於一騎絕塵,不僅遙遙領先於其他三個經濟特區,領先於眾多的省會城市、中心城市,更成為世界城市發展史上的奇迹。
 
那麽深圳是如何走出迷惘與徬徨,而最終爆發的?
 

深圳人才公園   (視覺中國圖片)  
 

城市競爭:誰是第四城

 
世紀之交,隨着中國全方位開放格局的形成,深圳外圍的大環境變了,區位優勢和政策優勢開始削弱:
 
1998年3月,在國務院第四輪機構改革中,國務院特區辦公室併入新組建的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
 
同年底,央行啟動大區行政改革計劃,原來的深圳分行降級成為廣州分行下屬的中心支行;
 
2000年9月到2004年5月,為扶持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發展和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設,深交所停止了新股發行;
 
2008年,國家《企業所得稅法》頒布實施,特區企業所享受的15%所得稅稅率被取消,深圳的稅收優惠喪失殆盡……
 
特區的光環似乎不再耀眼,特區自身的經濟發展也出現了“陣痛”。
 
經濟開始“失速”。在20世紀80年代,深圳GDP增速只有一年沒有達到30%,超出50%的有6年,最高增速為83.53%,平均增速破天荒地達到52.11%。即使90年代的前5年,其GDP平均增速也高達40.66%。而到90年代的後5年,這一增速先是跌落30%,接着又跌破20%。2000年之後,GDP增速已經很少再能夠超過20%。
 
與其他城市的差距開始縮小。從2001年到2004年,深圳與蘇州的GDP差距均在700億元到900億元之間,用當時深圳市主要領導的話說就是“如果深圳不發展,一年就會被追上”。
 
西部城市成都甚至開始與深圳爭奪中國“第四城”的桂冠。2004年,《新周刊》與《華西都市報》、新浪網聯手舉辦“再說第四城”論壇,成都獲封“第四城”稱號,GDP多年位居中國第四名的深圳則“不幸落榜”。
 
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誰抛棄》的網文引爆輿論。作者“我為伊狂”以中興和華為要把企業總部外遷上海為由頭,歷數深圳被抛棄的七大原因:國有經濟改革遲緩、政府部門效率低下、治安環境日趨惡劣、城市環境捉襟見肘、城市精神空洞虛化、城市發展短視頻現、故步自封缺乏反省……
 
作者的結論是:深圳過去22年的發展更多是得益於政策傾斜和優惠,而沒有建立起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也沒有確定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發展戰略——抛棄深圳的不是別人,正是深圳自己。
 
深圳真的被抛棄了,即將淪落為一個二流城市嗎?
 

脫胎換骨 城市嬗變

 
“我為伊狂”發出“被誰抛棄”之問後的十多年,深圳卻意外獲得了新生,並在最近幾年徹底脫胎換骨,成為中國明星城市裏的“模範生”。
 
2014年10月,深圳職業技術學院鄧志旺博士專門為“深圳抛棄論”撰寫了一篇“十二週年紀”的網文。他毫不掩飾地表達了“深圳主義者”的狂傲和企圖心——再過10年北上廣將不敵深圳:
 
“12年前‘我為伊狂’所提及的“四大金剛”之一的平安保險不但沒有遷離深圳,反而在深圳加大了投資:蛇吞象,收購深發展,平安銀行迅速打開局面;大手筆,在福田中心區建設全國第一高樓——660米的平安金融中心,樹立深圳和全國的新高度……” ;
 
“深圳總部經濟才叫中國總部經濟”;
 
“全中國只有深圳才配得高科技之城,中國創新之都的稱號”。
 
2017年4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萬言長文也給深圳加冕——創新皇冠上的明珠。文章寫道:“目前的深圳,已成為硬件和製造業創新的全球樞紐。這裏各國企業家們,將帶出全新的産業。深圳也已經成為産業轉型升級的強大驅動力,引領珠江三角洲強身健體,提高國際競爭能力,成為創新皇冠上的明珠。” 
 
而隨着中美貿易戰的開打,網友們發現,被美國盯上的中國科技企業中興、華為、大疆,都位於或曾經位於深圳市南山區粵海街道辦科技園社區的管轄範圍內,於是不無揶揄地發出段子:“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大矛盾,是華盛頓市賓夕法尼亞大街1600號臨時居民與深圳市南山區粵海街道企業之間的糾紛”。
 
那麽深圳現在到底有多牛?數字是最好的註腳,讓我們用數字說話。
 
先看深圳的“網紅”街道——粵海街道辦:
 
這個轄區面積只有20平方公里的街道範圍內,在A股、H股和美股上市的公司有112家,超過湖南全省(108家),與安徽省並列,如果參與全國省級排名的話,列第十;參與全國市級排名的話,列第六。從市值來看,112家上市公司總市值達到4.85萬億元,超過江蘇全省上市公司總市值(4.39億元),相當於1個杭州,2個廣州,4個南京,6個成都,8個重慶,可以排進全國省市第五位。[1]
 
再以深圳為座標,拿香港做參照:
 
1980年,深圳經濟總量佔香港的五百分之一;
 
1990年,深圳經濟總量佔香港的百分之四;
 
2009年,深圳GDP增長到8,201億元,相當於香港同期的百分之五十;
 
2018年,深圳GDP24,222億元,香港GDP按照匯率折算成人民幣約24,001億元,深圳完成了對香港的超越,列東京、上海、北京、新加坡之後,居亞洲城市第五。
 
2019年,深圳全市GDP達到2.69億元,比40年前增長了1萬多倍,在世界各國裏可以排進第33~35名,接近以色列的國家經濟總量。用“富可敵國”來形容深圳,毫不為過。
 
即便在一線城市,深圳在不少方面也毫不遜色。上海曾是A股市場絕對的王者。今年6月10日,隨着中天精裝登陸中小板,深圳A股上市公司數量達到308家,超過上海,躍居全國第二。而早在2018年3月,深圳A股公司境內總市值便已超過上海,穩居全國第二。
 
據證券時報數據寶統計,當前深圳上市公司A股總市值達7.39萬億元,高出上海近30%,與上海和廣州兩地上市公司A股總市值之和相當(7.41萬億元)。
 
除市值外,深圳上市公司業績同樣表現不俗。近五年深圳A股公司的歷年淨利潤增速始終維持在北京和上海之上。一路趕超之下,2018年深圳上市公司淨利潤首次超過上海,2019年淨利潤更是一舉超過4,800億元,超出上海28%,比上海、杭州、成都三地A股公司淨利潤之和還高。[2]
 
在靚麗的數據背後,是深圳誕生了一大批世界級的企業。剛剛公布的2020年《財富》世界500強榜單中,平安(21位)、華為(49位)、正威國際(91位)、恒大集團(152位)、招商銀行(189位)、騰訊(197位)、萬科(208位)、深投控(442位)等8家總部位於深圳的企業入圍,深圳超過香港的7家,僅次於上海的9家,居中國大陸(含香港)城市第三位。但從平均排名看,深圳上榜企業的平均排名為169名,遠超北京的212名和上海的230名。
 

聰明的“政府之手”
高明的政府引導

 
優惠政策取消後,是什麽支撐着深圳走過陣痛,並再展雄風呢?
 
原因故然很多,但大力提升産業結構無疑是深圳這些年堅持最久、成效最顯著的一件事。
 
深圳的産業轉型從未停步。改革開放之初,從香港最早進入深圳的是大量的“三來一補”及勞動密集型企業,深圳從農業社會,從轉口貿易,快速走向工業化。1994年廣深高速公路通車,大量“三來一補”企業沿高速公路進入東莞,深圳企業開始走向模仿,並逐步向高科技企業轉型。2010年到2013年,深圳再次鼓勵中低端企業外遷,據統計,每年外遷的企業超過8500家,外遷造成全年經濟下滑超過4個百分點。在中低端企業出走的同時,更多的高科技企業在市場和政府的引導下進入深圳。
 
“騰籠換鳥”本來是不少地方都推行過的一項政策,但是很多城市只說不做,擔心籠子騰出來,舊的鳥走了,新的鳥又沒來。然而,深圳的主政者面對土地供給難以為繼的困境,很早就看到了先進産業對經濟的倍增作用。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調來深圳工作的原深圳市市長李子彬回憶說:“深圳工業基礎薄弱,大多是‘三來一補’和加工貿易企業,經濟發展缺乏後勁。市委市政府認為深圳必須長遠規劃,謀求轉型發展,對‘三來一補’和加工貿易實行穩定、提高、升級的政策,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産業,尤其要突出發展信息技術産業、生物技術産業和新材料産業。這是深圳經濟特區的希望所在、優勢所在、發展後勁所在……久久為功,堅持不懈,經過幾屆領導班子的努力,深圳現今成為創業熱土。”[3]
 
今天,深圳的經濟結構已經讓很多城市難望項背:2019年,深圳先進製造業增加值佔規上工業增加值比重為71.9%,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佔規上工業增加值比重超過66%。深圳已經孕育出1.7萬個國家高新技術企業,2000多個創新載體,這其中包括大量企業技術中心和工程中心。
 
關鍵時刻不缺位,日常工作不越位。深圳的“政府之手”雖然強大,但平時嚴守與企業的邊界,基本看不見,又顯示出“無為而治”的一面。在深圳投資興業的企業家們普遍反映,深圳的政商關係十分和諧健康,是真正的政不擾企,企不媚政。有的企業落戶深圳十多年,從未有稅務工商上門“拜訪”。
 
2014年7月和2017年4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團隊兩次赴深圳,探尋“深圳奇迹”的深層原因。在考察手機産業和供應鏈行業時,他們發現,深圳手機製造産業的發展基本沒有受到太多的政策限制,而政府對深圳手機製造産業也沒有提供太多實質性的政策扶持,有限的政策便利僅僅局限於提供更為優質的公共服務。這與許多受到針對性的政策照顧,但在很長時期內並沒有得到很好發展的産業形成了十分鮮明的對比。
 
張軍教授團隊得出結論——深圳手機業是一部純市場化的成功演變史。
 
聰明的“政府之手”讓深圳培育起了市場經濟的“熱帶雨林”。據統計,從1980年的830家企業,到1990年的2萬家企業,再到2000年的10萬家、2010年的36萬家,如今深圳的活躍納稅企業已經將近90萬家。
 
俗話說,獨木難支,眾木成林。在繁茂的熱帶雨林中,有的樹木參天蔽日,有的勢如破竹、野蠻生長,也有的還只是一株新苗。但是所有的樹都把根深深地紮進大地,互相支撐,共同涵養着水源,共同抗擊着風雨,也共同孕育着新的生命。
 
這些因市場而生,也因市場而興的企業組成了一個極為複雜、卻又生機勃勃的産業鏈。正因為有了發達的産業鏈,深圳的企業能夠高速良性發展,自我繁衍、越做越強。
 
曾經是山寨手機集散地的華強北後來成了“亞洲第一電子市場”,再往後又逐漸變成了世界各路創客的基地。2012年,全球最大的硬件創業加速器HAX(海客思)來到深圳,HAX董事總經理鄧肯·特納表示:“我們選擇華強北,是因為這裏有全球最好的硬件製造供應鏈,配合周邊城市的生産基地及供應鏈,我們的項目可以最快地找到需要的最便宜的元器件,作出最好的原型,在眾籌後最快、最好地做到小批量生産”。


▲深圳已成享譽世界的“無人機之都”。圖為深圳東部華僑城“首屆無人機攝影大賽”開賽 。(新華社圖片)  
 
無人機是深圳完善的産業鏈配套和研發優勢的典型例證。無人機核心材料中,碳纖維材料佔據了70%的比例。而深圳最早加工釣魚杆、網球拍、羽毛球拍、高爾夫球杆,用的都是碳纖維。無人機所需的鋰電池、陀螺儀、GPS模塊等傳感設備,與智能手機有着相近的應用,而航空鋁的後加工處理,也附着於大量手機類消費電子外殼的生産基礎上,深圳在這些關鍵零配件産業配套方面,稱得上是全球最好。
 
於是我們看到,深圳企業把無人機從軍用品、奢侈品變成了大眾消費品,大疆科技佔據了世界無人機領域70%以上的市場份額,而深圳也成為全球“無人機之都”。
 
對於深圳成功的內在原因,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産業規劃部部長王福強有過一段精彩總結:
 
過去40年,深圳最重要的就是培育起了真正的市場經濟環境,這種環境,既包括制度環境、政策環境,也包括市場意識、市場氛圍。“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意識已經深入人心。限縮行政權力,成為服務型政府是各級各部門的共識。寬容失敗、鼓勵創新成為社會常態。兼容並蓄、海納百川成為城市文化。這種對市場的信仰是深圳區別於其它城市的獨特之處,是深圳充滿活力的主要原因。[4] 
 
參考文獻:
 
[1].數據來源:證券時報·數據寶,時間截止:2019年5月。
[2].《亮了!深圳A股公司數量超過上海,市值逼近上海+廣州,科技龍頭一年飙漲超50%》,2020年6月10日“數據寶”公眾號,作者范璐媛。
[3].引自《記住來時路,為今後走得更好》,該文系原深圳市市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李子彬為《深圳拓荒紀實》一書所作序,全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段亞兵著。 
[4].《王福強:充分釋放“雙區驅動效應”,推動深圳成為全面現代化典範》,2020年6月24日《深圳特區報》,作者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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