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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 Ⅱ 義無反顧,犟性前行
Proceed with determination with no turning back
本刊記者 康劍波 [第3472期 2020-08-24發表]
在深圳市委大院門前,有一座負重前行的牛的雕塑,在牛的身後是一堆被拉起的腐朽樹根。人們稱之為“孺子牛”,也稱“開荒牛”。
 
《孺子牛》的創作者潘鶴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我做的不是一隻牛。馬路上千千萬萬推土機,都是開荒牛;開荒牛後面的樹根也不是樹根,是落後的意識,官僚意識,小農意識,盤根錯節,如不拔了這些根,將來不會有發展。”
 
這座雕塑1984年7月27日落成,幾乎是伴隨着深圳經濟特區而誕生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特區大地上,到處都是忙碌的推土機、拖拉機、汽車和建設者,而圍繞特區的設立和發展,各種各樣的爭議和偏見,也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時至今日,深圳街頭已經增添了很多新的更富有時代氣息的雕塑,然而,這座《孺子牛》卻以其“永不服輸”、“犟性前行”的形象,成為改革開放的時代象徵和深圳的城市圖騰。
 

▲圖為深圳市中心的“拓荒牛”雕像。(新華社圖片)  
 

開局,艱難而又美好的“舊時光”

 
特區建立之初,其實並沒有現成的構想和清晰的路徑。改革開放怎麽搞?先從哪裏搞?應該有哪些必要的制度準備?大家並不清楚。特區人更多的是在“摸着石頭過河”,遇到問題解決問題,在逐步的摸索中最終建立起一套後來被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系。
 
蛇口對傳統工資制度的改革核心就是圍繞“4分錢”。1980年初,交通部四航局承建蛇口港。管理部門為了鼓勵大家多幹快幹,決定對施工隊採取獎勵措施,每多拉一車土獎勵4分錢。新制度實行後,工人積極性高漲,每人每天運泥從20~30車增加到80~90車。最多的工人一天運泥131車,拿到了4.14元的獎金。
 

▲1987年12月1日,深圳敲響“中國土地拍賣第一槌”,圖為拍賣現場,時任深圳特區房地產公司總經理駱錦星(左)舉起競拍牌(網絡圖片) 
 
雖然這一做法由於“有資本主義嫌疑”,一度被相關部門勒令停止,但是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的直接干預下,最終還是得以再度實施——平均主義“大鍋飯”由此打開了一個缺口。
 
最初的改革踉踉蹌蹌,充滿風險。時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的李灏回憶道:1985年11月,深圳以市政府的名義成立全國第一家外匯調劑中心。當時深圳市人民銀行行長羅顯榮到北京匯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分管外匯管理的領導苦笑道:“老羅,你怎麽接這麽一個任務?你知不知道這是違法的?”而李灏則對羅顯榮表態:出了事由市政府負責!
 
當時的深圳主政者身上都閃耀着理想主義的光芒:他們敢為天下先,無懼風險,不怕事!回憶起從國務院調到深圳工作的那段經歷,李灏說,他首先向中央領導要了改革權,“有了這個權,我覺得來深圳就有點意思啦,否則一點意思也沒有。”[1]
 
改革逐漸向縱深推進。1987年12月1日,深圳敲響“中國土地拍賣第一槌”。700多人的會場坐得滿滿當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鐵映、國務院外資領導小組副組長周建南、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等領導,還有國內17位市長,60多位國內外的記者都來到現場,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明文規定: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侵佔、買賣、出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為了避開“土地不能轉讓”的剛性規定,深圳市政府在草擬“土地管理體制改革方案”時,專門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作了一段說明:“馬克思說‘勞動和土地是財富的兩個形成要素。勞動和土地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創辦經濟特區,就是要利用特區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這兩大資源,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來吸引外資。因此,土地問題解決的好壞是特區建設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2]
 
深圳的土地拍賣最終促成《憲法》的修改。1988年4月,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在“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侵佔、買賣、出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後面加上了“土地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
 
建成內地第一個商品房小區、引進新中國第一家外資銀行、發行國內第一張股票、率先放開糧食經營取消票證制度、率先全面推行社會醫療保險、成立國內第一家城市合作商業銀行……到現在,我們已經數不清到底有多少項改革、有多少個第一源自深圳,但是我們知道深圳的改革深刻地影響和改變着當下每一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1986年,沙井一家三來一補電子廠在流水線發工資。(深圳特區報圖片 鄭東升攝)  
 

在質疑紛爭中開拓前行

 
改革,從來都是利益關係的調整。由於長期的閉關鎖國及“極左”思潮的影響,從中央到地方,對於試辦經濟特區,從一開始,就爭議不斷。而新生的經濟特區其制度安排遠遠稱不上完善,在很多方面,傳統體制仍在發揮作用,新舊矛盾層出不窮。
 
反對聲浪最初發生在思想領域。有人到深圳參觀後,憤慨不已:“深圳除了五星紅旗還在飄揚外,遍地都是資本主義。”1982年2月,在北京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上,專門討論打擊走私和經濟領域犯罪的問題。會上一份材料題為《舊中國租界的由來》,質疑深圳特區的意圖十分明顯。
 
兩個月後,在北京專門為廣東深圳召開的會議上有人提出,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方針必須進一步統一,深圳搞那麽大的規劃是不現實的……
 
1985年2月,“特區失敗論”的第一槍在香港打響。香港《廣角鏡》雜誌發表了青年學者陳文鴻的文章《深圳的問題出在哪裏》。文章認為,深圳沒有做到中央定下的發展模式“以外資為主,以工業為主,以出口為主”,深圳表面上的繁華是“以進口商品和物資賺取國內市場的錢”為依託的。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內的經濟學家還多以概念和定性分析見長,而陳文鴻的文章卻讓數據說話。一時間,海內外媒體嘩然,紛紛加入討論。
 
對特區的質疑一波接着一波。
 

▲上圖為深圳蛇口工業區辦公大廈;下圖為2015年2月24日,一名男子走過深圳蛇口時間廣場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牌。(新華社圖片)  
 
繼“特區該不該辦”爭論之後,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中國對外開放呈現全方位格局,圍繞深圳的爭論變成了“特區要不要再特”。這次爭論的背景是1993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被寫進憲法,不少人由此主張經濟特區不應再“特”,因為市場經濟講究公平競爭,而特區之“特”是一種特權。
 
1994年2月,清華大學教授胡姓學者撰寫了《欠發達地區發展研究》一文,成為這次爭議的“風眼”。文章寫道:在日益深入而廣泛的市場經濟發展中,特區的特字實質上是一種特權或壟斷權,具有破壞公平競爭的消極作用。欠發達地區為什麽不服氣,他們不介意窮和富,而在意他們不能參與公平競爭……因此,讓特區不特,與大家一樣,在市場競爭面前人人平等,是結束“放權讓利”,走向“制度創新”改革的必由之路。
 
這篇文章的發表,讓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感到陣陣涼意。
 

▲遊客在深圳蓮花山公園瞻仰鄧小平同志塑像。(新華社圖片)  
 

春天的故事

 
鄧小平的一生當中,只來過深圳兩次,時間加起來只有8天。但是這8天都處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它回擊了對深圳特區地位和作用的質疑,改變了深圳的命運,也扭轉了整個中國的命運。
 
1984年1月22日,鄧小平離京赴深圳、珠海、廣州、廈門、上海等南方五市視察。24日上午,鄧小平一行到達廣州火車站,廣東省委領導人準備把他接去珠島賓館休息,但他堅持先去深圳,他說:“辦經濟特區是我倡議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夠成功,我要來看一看”。
 
第一次到深圳,鄧小平視察了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深圳工貿中心、漁民新村、蛇口工業區和中外合資的華益鋁材廠等地,一路都沒有做出任何表態。
 
袁庚得知鄧小平要來視察的消息,找人連夜做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牌掛在了港務辦公樓的拐彎處。在向鄧小平匯報建設成果時,袁庚特意提到了這兩句口號,鄧小平只是點了點頭。
 
鄧小平從不是那種“下車伊始,哇啦哇啦”的人。對於新生的特區,他要用自己的眼睛來觀察,他要的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結論。在後來的報道中,這次視察被概括為“只看不說”。
 
1月29日,離開珠海前,鄧小平為珠海題了詞:“珠海經濟特區好”。得知消息的深圳市領導趕緊派接待處處長張榮追到廣州,請鄧小平為深圳題詞。鄧小平沒有採用深圳市事先準備的紙條(那上面寫着:深圳特區好;總結成績和經驗,把深圳特區辦得更好等),而是提筆落字,一氣呵成:“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在鄧小平身邊工作的警衛秘書張寶忠回憶道:“在書寫日期的時候,小平同志手中的筆沒有絲毫停留,順暢地寫上了‘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要知道,當天可是2月1日。這是所有人都沒有料到的,但那流暢的筆鋒和圓潤的字體分明已經告訴人們:原來小平同志早已心中有數。” [3]
 
正是這幅字為特區發展定調,並最終促成了深圳的第一次飛躍。對“特區該不該辦”的質疑聲浪,由此才漸次平息。 
 
鄧小平再一次來到深圳,已經是八年後的1992年1月19日。這時候,他早已辭去所有職務,一路隨行的小女兒鄧榕以為這只是一次普通的休假。然而臨行前,多年穿中山裝的他突然要求家人買一家夾克衫,說是要與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相匹配。[4]
 
經過12年的野蠻生長,此時的深圳,已經今非昔比,而此時的國內國際形勢,也更加複雜多變。在深圳的五天裏,鄧小平一改八年前的“只看不說”,而是“一路走一路說”。
 
在視察深圳的中巴車上,鄧小平說:“深圳如果不搞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不知要等到哪一年。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地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的問題。” 
 
談到剛剛出現的股票市場時,鄧小平說:“股票市場也有不少人擔心是資本主義,所以讓深圳和上海先搞試驗。看來,你們的試驗是成功的,證明資本主義能用的一些東西,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許多東西要敢於試。不試,學不到經驗,也培養不出人才。開始辦特區,不知道怎麽搞,試一下,慢慢就懂了。通過試驗,證明不行,就改。一個人要是不下水,就學不會游泳。”
 
在國貿大廈,鄧小平說:“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怕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産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談到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時,鄧小平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1月23日,鄧小平準備乘船離開深圳,前往珠海。在上船的踏板上走了幾步,他突然轉過身,將右手抬到胸前,揮了一下,對緊跟上來的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灏說:“希望你們搞得快一點。”這是鄧小平對深圳的最後一句囑咐。[5]
 
5年後,鄧小平逝世。8年後,鄧小平塑像在深圳蓮花山頂落成。自那時起,每逢鄧小平的誕辰和忌日,很多深圳市民都會扶老攜幼給銅像獻上一束鮮花。
 
40年來的每一天,鄧小平似乎從未離開過這座城市。
 
參考文獻:
 
[1].《有了改革權當市長才有意思——關於深圳幾項重大改革的回憶》,2008年5月5日《深圳特區報》,李灏口述,記者樊鵬整理。
[2].《深圳奇迹》第四章《風雨四十年:土地利用“深圳模式”的改革之路》,東方出版社,張軍主編,作者徐力恒。
[3].《早春的氣息——一九八四年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紀事》,2018年8月15日《解放軍報》,作者張寶忠。
[4].《解密鄧小平兩次深圳視察 披露未公開細節》,2010年8月24日中國廣播網,記者王磊、李強。 
[5].《南方談話的三個重要場景》,2017年12月7日人民網,原載《環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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