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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多極變化觀察“一帶一路”的形成及發展
Global multipolar observati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R Initiative
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 戴肇洋 [第3433期 2018-12-17發表]

2013年中國大陸開始倡議及推動“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計劃,迄今屆滿五年,其對全球政治與經濟格局互動及變化之影響,已成為這幾年來國際社會所矚目的焦點。毋庸置疑,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迄今,全球政治與經濟格局更是呈現急劇變化,其狀況並非僅是山雨欲來,而是陷入狂風暴雨。尤其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當選美國總統以來,不但逐漸退出全球性議題、不再扮演提供公共財角色,而且轉為以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政策,使得全球政治與經濟格局變化更加明顯。
 

全球格局由單極向多極變化

 
面對最近十年全球環境呈現急劇變化之下,其實1990年代期間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家Paul Kennedy,曾經在其著作《大國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書中指出:“一個世紀、一個國家興衰,一場戰爭、一個霸權更迭”,例如:十六世紀的葡萄牙、十七世紀的西班牙、十八世紀的法國、十九世紀的英國,均是在國家實力達到鼎峰期間中主導全球政治與經濟動向。邁入二十世紀之後,雖國際社會認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已經替代英國成為全球霸權,但嚴格來說,迄今為止並非完全真正主導全球政治與經濟。
 
亦即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雖美國替代英國成為全球霸權,但在蘇聯重建軍武不斷延伸勢力下,使得全球政治與經濟因美蘇陷入冷戰,而形成“兩極(Tight bipolar)”抗衡格局;此一情勢直至1990年代初期之後,隨着蘇聯解體結束冷戰,形成美國“單極(Unipolar)”獨霸格局。不過,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之後,全球政治與經濟情勢產生急劇變化,從在此之前20餘年以來的美國單極獨霸格局型態,朝向“多極(Multipolarity)”格局變化。這些前所未有發展趨勢,或許我們可以從其呈現的現象發現其端倪,包括:
 
其一,美國淡化國際社會領導鰲頭角色。近年以來,美國面對日益惡化財政赤字壓力,除了大幅減少提供公共財支援全球落後國家從事經濟發展之外,在追求美國優先思維前提下,尤其特朗普接任總統之後,退出其曾經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1屆締約國家大會(COP21)巴黎氣候變遷協定”等全球性組織,逐漸放棄其長期以來擔任世界主導角色。
 
其二,中國大陸加強東亞區域主導地位。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之後,隨着中國大陸經濟崛起,不但超“德”越“日”,而且在外匯累積不斷增加之同時,憑藉其經濟實力,逐漸將過去的“引進來”發展思維調整為現在的“走出去”協助策略。這些從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2015年12月在全球許多先進國家參與下設置“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以作為支援推動“一帶一路”計劃的佈局中更加顯示,近年以來中國大陸已經大幅提高其成為東亞區域主導地位。
 
▲論壇為中國新一輪全面開放建言獻策(馮瀚文攝影)
 
其三,德國依賴自己領銜歐盟運作任務。2011年歐債危機以來,歐盟內部權力結構產生變化;其中,德國透過其頗穩定的經濟實力開始主導歐盟運作。不過,歷經兩次引發世界大戰陰霾,德國並非遵循歷史傳統霸權國家所採取的單向強制行動,而是透過歐盟國家共同成長理念發揮作用,進而提高其主導地位。這些可以從德國在處理歐債危機援助政策過程中所實施的內容、步驟和期程等每個關鍵得以顯現,均都扮演十分重要性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
 
其四,俄國透過軍事力道影響中東情勢。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雖結束與美國之冷戰,但俄國因擁有豐富油氣戰略資源,而使得普京政權迄今能夠維持過去部分榮景。尤其在全球軍事地位上仍然非常重要,這些從其介入伊拉克、敘利亞等國家內戰過程中可以發現,俄國仍具有相當程度的關鍵影響。
 
若將前揭目前全球政治與經濟格局朝向多極變化過程所顯示出來的特徵,大致可以羅列如下:
 
● 政治結構較為鬆散,外交、軍事折衝空間擴大
 
● 並非單一國家能夠在國際議題處理上掌握絕對優勢和統治地位,而是多個強權國家具有主導權與影響力
 
● 國家之間重視實質利益,意識型態與道德理念逐漸受到忽略
 
● 隨着各國各自國家需求或利害關係,重視權力平衡原則
 
很顯然地,最近十年期間全球政治與經濟情勢已產生前所未有的變化,並非屬於美國獨霸,而是已轉型為美國、中國大陸、德國與俄國等國家所主導的“多極”格局。此一情勢變化對中國大陸全球佈局的位置形成而言,除了藉此可以在世界各個區域中逐漸提高政治主導力道之外,最為關鍵的是,配合其崛起所延伸的實力扮演經濟協助角色。
 

“北京共識”三原則

 
換句話說,“一帶一路”計劃乃是中國大陸在全球政治與經濟情勢朝向“多極”格局變化下所產生的構想。不過,值得我們重視的是,由於中國大陸所倡議及推動的“一帶一路”計劃是一種創新型的經營模式,同時是一種突破式的區域整合型態。這些或許從“一帶一路”計劃主張的本質更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在倡議及推動上,並非自己單獨站在高點(Commanding Elevation),而是區域國家共同站在同一平面(at Same Grade),透過參與國家之間互助合作,達到共存共榮(Coexistence and Co-prosperity)。此外,則是中國大陸在執行“一帶一路”計劃過程中,將會具有較大主導性,以及提供較多公共財,包括: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及加強雙邊投資等,以作為落實計劃的支援工具。
 
事實而言,從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倡議及推動“一帶一路”計劃之後到現在,特別是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前,在許多國際論壇活動場合中不斷提及,中國大陸“一帶一路”計劃本質,並非藉此機會逐漸形成與美國相互抗衡之格局,而是將會秉持“反對保護主義(Anti-trade protectionism)”、“支持區域整合(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分享發展利益(Profit sharing agreement)”等三個原則所形成的“北京共識”,作為未來終極追求方向。
 
先從反對保護主義原則來說,在面對美國忽略自由貿易精神實施單邊保護主義下,雖2018年12月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G20峰會(2018 G20 Buenos Aires Summit)之中,未將反對保護主義原則納入其聲明內容,但2017年7月在德國漢堡舉行的G20峰會(2017 G20 Hamburg Summit)之中,已特別將此一原則明確納入其聲明內容。其實,過去G20也是曾經針對部分新興國家暗示,必須遵循自由貿易精神,排除刻意保護國內市場做法。
 
再就支持區域整合原則而言,雖美國退出TPP,但TPP的黃金標準是建立21世紀自由貿易精神之下,其前途可能存在許多波折,卻又沒有消失。至於中國大陸所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在不久的未來可能完成簽署。亦即現在的趨勢是,朝向區域整合FTA前進。
 
至於分享發展利益原則方面,則是中國大陸“一帶一路”計劃很重要的概念,其所追求的方向,並非二次大戰之後利用美國提供資源建立國際制度,以及開放市場協助各國擺脫經濟凋敝困境,而是需要透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參與,藉以達到促進各國經濟繁榮目的。
 
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倡議及推動“一帶一路”計劃,乃是在因緣際會下,以追求合作國家的企業生存發展作為前提,秉持市場開放、區域整合和利益分享等三個原則所形成的“北京共識”作為基礎,透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作為策略,藉此串連建立網絡關係達到落實計劃各項內容。由於“一帶一路”計劃沿線國家人口約44億、佔全球的63%,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佔全球的29%,貨物與服務貿易總值則是分別佔全球的24%,使得此一計劃未來發展對全球政治與經濟情勢的可能影響,受到國際社會高度矚目。
 

“一帶一路”意義重大

 
在此同時,如果更進一步將“一帶一路”計劃對中國大陸的意義加以觀察,個人認為可以歸納分成:
 
第一,“一帶一路”計劃是中國大陸習近平個人形塑歷史地位的關鍵。由於此一計劃將牽涉中國大陸國內及國際政治、經濟的發展極為深遠,除了可以在習近平任期中留下顯著政績之外,亦可藉此形塑其與往昔之毛澤東建立社會主義國家、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江澤民實施大國外交、胡錦濤倡議和諧世界等重要歷史地位。
 
第二,“一帶一路”計劃是中國大陸經濟創新發展模式的動力來源。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迄今已累積充足的資金及技術可以對外進行投資及輸出,尤其是最擅長的基礎建設能力,是“一帶一路”沿線新興國家的需求,除了可以帶動中國大陸投資、貿易及生產動能之外,亦可同時透過海外市場消化鋼鐵、高鐵及住宅建設等部分已過剩的基礎建設產能。
第三,“一帶一路”計劃可以提高中國大陸對國際經濟與政治的影響力道。中國大陸透過“一帶一路”各項計劃實施與沿線65個國家的國際合作,在針對這些國家進行基礎建設的投資,直接促進中國大陸與這些國家經濟關係影響的同時,也將間接增加政治關係影響;此外,加上部分國家具有地緣戰略價值,甚至未來可以更進一步對中國大陸帶來地緣戰略的利益,進而厚植中國大陸在這些地區中與美國競爭之優勢。
 
▲本刊老朋友戴肇洋先生專程從台北趕來香港,參加論壇並發表主題演講。(沈雨青攝影)
 
第四,“一帶一路”計劃可以增加中國大陸國際貿易利益。中國大陸在針對其所參與基礎建設國家投資及建設的增加,例如:鐵路、公路、港口及機場等建設完成後,透過貨物交易及運輸,建立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往來網絡。尤其“一帶一路”計劃終點位置是中國大陸最大貿易夥伴的歐盟地區,在完善交通基礎建設下,更進一步促進兩者之間貿易往來。 
 
第五,“一帶一路”計劃可以建立中國大陸能源供給安全。由於“一帶一路”沿線許多國家蘊藏頗豐富的能源,在此一倡議投資項目中,也包括了能源開採及運輸,未來交通運輸基礎建設更加完善之後,可以便利這些能源輸往中國大陸,進而建立能源供給安全。
 
第六,“一帶一路”計劃可以作為中國大陸重塑國際貿易法制。中國大陸透過“一帶一路”計劃為先導開路、延伸,藉此取得國際貿易法令及制度的主導權與話語權,這些包括:生產規格的訂定、交易標準的建立、商業糾紛的仲裁、金融匯兌的規範等,進而整合中國大陸與亞歐非三地的國際貿易法制。
 

挑戰與風險

 
儘管,“一帶一路”計劃已成為中國大陸朝向強國之路前進的重要關鍵;然而,“一帶一路”計劃在執行過程中卻也面對着許多無法忽略之潛在風險。這些挑戰,包括:
 
第一,“一帶一路”計劃沿線許多屬於新興開發國家,這些國家經常賬逆差龐大、經濟基本面不佳,中國大陸為這些經濟發展落後與財政體質不佳的合作國家提供資金與融資,未來徒增倒債風險。
 
第二,“一帶一路”計劃沿線很多地區地理環境條件惡劣,加上路途頗為遙遠,尤其人口稀少,既使部分國家人口較多,其經濟水平卻又普遍偏低,不易市場擴張佈局。
 
第三,“一帶一路”計劃沿線許多屬於新興開發國家,部分國家經濟增長較為遲緩,產業型態屬於初級,加上市場經濟體制成熟不夠,以及政府行政效率偏低,恐將面對成本較高壓力。
 
第四,“一帶一路”計劃沿線很多地區地緣政治不太穩定,宗教色彩極端勢力龐大,尤其恐怖主義盛行,無形之中提高許多經營威脅。
 
展望未來,中國大陸在倡議及推動“一帶一路”計劃後,隨着最近數年投入資源的增加,以及落實決心之展現,已經取得許多國家支持,同時也提高了部分先進國家,例如:日本、德國等大國加入意願,目前共計6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一帶一路”計劃。再者,更加重要的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式成立之後,中國大陸更是實質創造及主導一個國際金融組織,不但藉此加速促進貨幣國際化,進而達到金融市場透明化。亦即中國大陸成為“經濟崛起者”之後,未來配合“一帶一路”計劃實施,在擴大執行經濟合作的同時,除了積極扮演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投資開發的重要功能與角色之外,將會有效提高其在國際社會上之領導地位及貢獻,甚至更進一步達到成為“和平創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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