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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香港所長 助力國家全面開放
Bringing Hong Kong's Advantages into full play to help the country have an overall opening up
本刊記者 何潔霞 [第3432期 2018-12-03發表]
當今世界風雲變幻,美國逆經濟規律和歷史潮流挑起貿易保護主義,令到全球政經局勢瀕臨失序。而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不僅向世界講道理、擺事實,且用更加開放的行動,為全球經濟和國際貿易注入信心。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執行主席龔俊龍及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陳文鴻均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標誌,在這一輪進程當中,中國將會實現更加主動的對外開放戰略,並建設一個全方位開放型的經濟體系。香港在這歷史的新機會前,要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定位,培育新優勢,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展,作出新貢獻,共創一個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一帶一路”是新一輪

改革開放重要標誌

 
龔俊龍表示,“一帶一路”的倡議,體現了中國更加主動地對外開放,使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全方位開放型的經濟體系。“一帶一路”倡議反映着中國與西方對發展模式截然不同的思路。這除了對發展手段和路徑有重大影響之外,構建國際秩序也帶來深刻影響。
 
陳文鴻也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不同於西方國家,更多是建基於國家對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投資,進而為工業發展提供便利條件。中國通過基礎設施發展的戰略而取得成功的經驗,已經為一些東亞國家所跟從,成為這些國家發展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一帶一路”倡議能夠取得成功,那麼日後整個歐亞大陸將在今後一代人的時間裏得到改變。中國模式將在中國之外得到廣泛認同,也為中國尋覓得更廣闊的市場。中亞將不再是全球經濟的邊緣地帶,而是未來世界的中心。
 

把握新機遇繼續作貢獻

 
龔俊龍說,今年以來,國家實實在在推出一系列重大開放的舉措,包括進一步擴大金融領域對外開放、大幅放開22個領域的外資市場准入、發佈新版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等。習主席近日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時再次強調,只有堅持開放合作,才能獲得更多發展機遇和更大發展空間,自我封閉只會失去世界,最終會失去自己。
 
“習主席此番講話正是對我國堅持改革開放所取得成就的最好闡述與總結,這正是其中精髓所在。”他說。他強調,香港一直是福地,其中最主要原因就在於背靠祖國,盡享國家改革開放的紅利和優勢,改革開放也為港人提供最大的舞台,為香港資金提供最為廣闊的市場。
 
他繼續說,香港之所謂能夠延續福地的神話,更在於有“一國兩制”這個最大的制度優勢。我們要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從回歸21年的實踐經驗來看,國家在做每一次宏觀經濟規劃,在推進經濟金融領域的每一次改革開放,都主動考慮到香港,都主動優先發揮香港的獨特作用,包括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率先試點,開創性地啟動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從而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正因為有“一國兩制”這個制度的保障,香港回歸21年裏,年年蟬聯美國傳統基金會評選的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香港如果要繼續成為福地,則要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着國家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事業進入新時代,國家更加注重經濟高質量的發展,更加注重科技創新,更加注重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只有明白國家所需,才能更好地發揮香港所長。”他說。
 
他強調,港人向來敢闖敢試、敢為人先。站在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新的歷史起點上,面對“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等歷史新機遇,要繼續大膽闖、大膽試。尤其是在建設好大灣區方面,因為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條件下,國際上沒有先例。從硬件上來看,香港一年內開通三大跨境基建,包括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及明年年初即將開通的蓮塘口岸,縮短了出行時間、拉近兩地距離,逐步形成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但從體制機制創新和促進要素流通方面,難度遠超過硬件的建設。其中,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等領域的互聯互通,基礎是人才流動,難點也是人才流動,特區政府今年8月28日公佈首份香港人才清單,邁出可喜的一步,但還遠遠不夠,希望香港政府更努力去做。
 

香港新出路重在大灣區

 
陳文鴻就認為,大灣區及“一帶一路”是香港的出路。他指出,香港必須再工業化,目的不單是為了製造業工人就業,也不單只擴闊中產階級,更重要是重建香港的科技、技能和創新能力,為今後的發展鞏固知識生產、演進和提升的基礎。
 
再工業化是以科技創新為主的新工業化,不是依靠低工資剝削工人血汗的傳統資本積累。因此,再工業化可說是知識積累,而知識有着一定的通用性,並不局限於某個產業部門,可應用於不同範疇,帶動不同範疇提升改善。
 
他強調,香港要發展智慧城市、可持續發展,都離不開源自製造業的知識,也擺脫不了各種工業製品,特別是各種半導體材料、用以通訊連接的條件機制等等。香港主流的金融房地產投機與過度逐利,打擊任何創新思想、行為與投資,不會產生出這些創造性卻又相通的知識、科技,結果積累了利潤卻失掉了知識,更促成眾多由貧富懸殊造成的社會矛盾、衝突。
 
他說,香港再工業化不可能再走舊路,國際市場已經轉變,國內外競爭也更劇烈。香港現時最大的問題,是在產業空洞化的十多年裏,再無工業基礎可依賴。轉移北上的港商亦大部分撤退、倒退,也沒有多少技術、人才、市場關係可供發展。缺地缺人缺技術,有資金,卻比不上內地及國外一些地方,有支持製造業創新發展的資金。於是就連以往通行的引進外資也行不通。
 
香港要再工業化,便要走出一條新路來。他說,新路是依靠珠三角,替珠三角發展配套,除了金融保險法律等專業服務外,香港可以在珠三角發展的產業中參與它們價值鏈的一些部分,亦即是打破香港與珠三角的界限,形成並參與區域化價值鏈發展。
 
他指出,在珠三角信息產業和智能手機的生產體系裏,個別港商已參加零部配件的生產,且有不錯成績。關鍵是這些港商要積極投資,借助技術來轉型。港商再不能作為價值鏈的主體,甚至連富士康的ODM(原始設計製造商)角色也不易達到。但個別環節、個別零部配件,港商還有一定的進入條件與機會。不過,首先是願意與作為主體的內地企業合作與配套,甘當配角。
 
港商參與珠三角新產業的價值鏈差不多是要自我改造、全面創新。這些新產業,如半導體、面板等零部件、移動裝置、無人機、新能源汽車,乃至包含千種百樣產品,都需要新技術投入,且要不斷通過研發來持續提升。港商要在技術與人才方面有巨大的投入,管理方法也要全面更新。這差不多是要求香港的產業與管理革命了。
 
他指出,香港缺乏技術,但可重新發展,卻不可能靠增加發表學術論文與申請專利權來產生與新產業相適應的技術。因此,香港政府推動科研發展資金便應轉變重心,從發表海外論文的重心,轉變為與珠三角新產業相配合的技術開發、技術轉移。在參與國際科學發展之外,更重要是建立香港的創新體系,跨越深圳河,與大灣區的創新體系結合起來,形成與珠三角新產業互動並生的支撐體系。
 
他說,香港需要認定與宣傳再工業化的重要性,介紹珠三角新產業的成就與巨大機會,改變政府與社會重金融、輕理工、輕實業的錯誤思想與風氣,回歸至50至90年代香港工業化黃金時代的思想。以往是香港借用內地人才發展成國際重要的加工生產基地。今後在大灣區及“一帶一路”框架內與珠三角合作發展,將會形成全球最具競爭力、發展勢頭最大的地區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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