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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幅員遼闊新區湧現
New areas emerge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本刊記者 彭玉潔 [第3432期 2018-12-03發表]
兩千多年前,張騫被西漢武帝兩次派往西域,一路克服艱難險阻,開拓了絲綢之路,成為古代東西方貿易、人民交往、文化互傳的重要通道。踏入21世紀,中國借助絲綢之路這個歷史符號,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加強歐亞非大陸多國的聯繫合作,構建更龐大和多層次的互聯互通網絡,賦予了古絲綢之路新的時代意義。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於2013年9月和10月提出;2015年3月底中國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正式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簡稱“《願景與行動》”),勾劃出了“一帶一路”的理念與藍圖,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以和平發展的方式,積極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在古絲綢之路概念基礎上形成的新經濟走廊始於中國西安,暢通中亞和西亞,通往歐洲大陸。沿着陸上絲綢之路,中國計劃發展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加強沿路的基礎設施建設,消化中國過剩的產能和勞動力、保障中國的能源與糧食供給,並帶動西部地區的開發;沿着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以重點城市和港口為節點,通過海上互聯互通、港口城市合作規劃,共同建設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由於不少沿線國家和地區還是發展中國家或新興的經濟體,若能提升這些落後地區的基礎建設和經貿發展,也有望能為中國、亞洲以至國際帶來經濟與貿易增長的新動力。
 
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中,一批批經貿合作區、產業園區、經濟特區、自貿區先後落地,成為落實合作項目的重要抓手和中國企業“走出去”發展的聚集平台。據了解,中國已在20個“一帶一路”國家建設56個合作區,累計投資185.5億,入區企業1082家,總產值506.9億美元,上繳東道國稅費10.7億美元,為當地創造就業崗位17.7萬個。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 潛力巨大



中巴經濟走廊首個水電投資項目卡洛特水電站22日順利實現大江截流,標誌着該走廊優先實施項目進入全面施工階段。圖為9月22日,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卡洛特地區,巴基斯坦能源部長奧馬爾·阿尤布·汗在卡洛特水電站項目截流儀式上致辭。(新華社圖片)
 
“一帶一路”並非是一個國際合作實體或聯盟,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依靠現有的中外雙邊/多變機制和區域合作平台加強與沿線國家的經濟、貿易和能源等夥伴合作關係。
 
從規模來看,“一帶一路”規模龐大,稱得上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經濟走廊,貫穿了亞歐非大陸,一邊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邊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覆蓋近70個國家,涉及44億人口,佔全球人口的63%;整體經濟規模達21萬億美元,佔全球生產總值約29%,可以預見,“一帶一路”合作所產生的輻射效應,將對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個方面產生深刻影響,為世界各國開放發展帶來全新機遇。
 
從工業化發展程度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處於工業化初期,市場潛力較大,吸引外資意願強烈。據統計,“一帶一路”沿線有14個國家的工業化水平高於中國,有44個國家的工業化水平低於中國,因而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工業化水平處於上游位置,在多個領域,特別是在基礎設施領域存在非常大的市場。由於沿線國家處於不同的工業化階段,形成了不同的優勢產業類型,而這些產業也形成了三種不同的梯度:技術密集與高附加值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第一梯度產業國家的產業升級必將帶動第二、第三梯度國家的產業升級,從而形成以“互補合作”為主導的產能合作模式。此外,覆蓋這65個國家的外貿、外資流入,每年增速分別是13.9%和6.5%,遠遠高出世界平均增速。有專家測算,在未來10年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整個出口將會佔世界的1/3,真正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三極”。
 
如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的建設,聯通了中國和當地的能源大通道。其中西亞號稱“世界能源寶庫”,90%以上的石油都用於出口;中亞五國所蘊藏着的大量石油、天然氣、銻、鋁、金、銀、煤、鈾等礦產資源,能源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良多。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伊朗更分別是中國第一、第三、第五大原油供應商,在經濟上有很強的互補性。其經濟走廊的建設,不僅增加了產自中西亞國家的石油、天然氣以及其他礦藏資源的出口,確保中國的供應,也打通了該地區對外經貿合作和資金流動的通道。隨着合作的深化,中國與中西亞的貿易往來也愈發密切,一批物流合作基地、農產品快速通關通道、邊境口岸相繼啟動或開通,雙方海關物流更加通暢,貿易量大幅上升。
 

經貿合作區成為建設

“一帶一路”的重要載體


中國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成功經驗之一,就是通過建立各類特區、開發區和工業園區,以點帶面推動高速經濟增長。深圳特區、北京中關村、上海張江高新區、蘇州產業園區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如今,我們又將這一極具“中國特色”的成功發展模式複製到了“一帶一路”的建設中,成為和“一帶一路”國家共享發展經驗的重要名片。
 
2015年的《願景與行動》中特別表明,投資貿易合作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內容之一,希望與亞洲、歐洲、非洲等沿線國家著力研究解決投資貿易便利化問題,以消除投資和貿易壁壘,構建區域內和各國良好的營商環境,包括鼓勵合作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跨境經濟合作區等各類產業園區,在與“一帶一路”國家攜手促進產業集群發展的同時,也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合作的重要載體和平台。
 
隨着“一帶一路”建設的持續推進,這一合作模式已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可,既使得中國優勢產業在海外形成集聚效應,又拉動了東道國的就業、促進了當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根據商務部網站,截至2018年9月,中國企業在46個國家在建初具規模的境外經貿合作區113家,其中過半數分佈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促進了當地國的工業化和相關產業發展,特別是輕紡、家電、鋼鐵、建材、化工、汽車、機械、礦產品等重點產業發展升級,實現了中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共贏共享,獲得了沿線國家和地區廣泛的支持和參與。
 
境外經濟合作的形式多樣,包括建立工業園、科技園、產業園,設立經濟特區、經貿合作區、農業產業合作區、綜合開發區、物流合作園區等,涉及“一帶一路”沿線的歐洲、東南亞、南亞國家,及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非洲國家。
 
此外,歐盟、東盟、中國-東盟、中國-瑞士、中國-新加坡、中國-巴基斯坦等一批雙邊自由貿易區也已啟動,對於推動沿線各國經濟合作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RCEP、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中國-巴基斯坦自貿區第二階段、中國-斯里蘭卡等一批自貿區談判也正在積極推進。
 
“境外經貿合作區有效降低了中國企業走出去、東道國引進外資的交易成本。”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北大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盧鋒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採訪時表示。
 
他指出,當前吸引中國投資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是發展中國家,制度安排、政策措施和基礎設施條件等相對欠缺落後,而這樣的投資環境難以在短時間內改善。合作區則提供一個現實的解決方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園區有限的空間點提供有利條件,實行降低關稅、減少官僚主義等新制度,創造新的經濟環境,“這是借鑑了我們‘特區’的做法。”
 
這些“特區”不僅往往可以獲得東道國提供的土地、稅收、基礎設施配套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和便利條件,也使政府便於保護企業。在地緣風險突出的國家,中資企業“抱團”經營比“單兵作戰”能更好地對抗風險和不確定性。
 
其次,一些合作區也能為規避貿易壁壘提供良好的環境,一些產品從中國出口會受到歐美“雙反”的調查,但從其他國家輸出則沒有障礙,如經柬埔寨出口,不僅不會遭到發達國家“雙反”等貿易壁壘阻礙,也可享受歐美發達國家給予的特殊貿易優惠政策及額外的關稅減免優惠。
 
如位於非洲的吉布提國際自貿區正是在吉布提政府的支持下,由招商局集團與大連港集團攜手共建的,提供自由兌換的稅率及園內多項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望吸引中國的物流、貿易、汽車、機械、建材、海產加工、食品加工等企業入園建廠。
 
中國印尼經貿合作區是中國在印尼設立的第一個集工業生產、倉儲、貿易為一體的國家級綜合工業園區,也是廣西在境外設立的第一個經貿合作區。合作區所處的工業長廊聚集了眾多來自中國、日本、韓國等地的著名企業,如上汽通用五菱、本田、HANKO輪胎、海爾等,產業聚集效應十分明顯。
 
塞爾維亞中國工業園則以“為中資企業搭建平台,鼓勵中資企業抱團出海”為出發點,在眾多境外經貿合作區中率先設置了一般工業區和保稅區,以滿足不同中資企業的發展需求。
 

經濟合作區

面臨的挑戰與方向

 
縱觀“一帶一路”沿線經貿合作區所在國家的選址中,我們可以看到多數是在基礎設施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主要考慮以下幾個因素:一是選擇地理上與中國接壤或接近的國家,如柬埔寨、泰國等;二是這些國家長久以來與中國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和經貿關係,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海外投資的政治風險,如巴基斯坦、贊比亞;三是中國企業也可以利用當地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在繼續保持中國商品的價格優勢的同時,也能夠擴大產品的銷售渠道。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的是,中國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尚未進入經濟水平較高、科技水平發達的西歐、北美等發達地區,但從選址的進展來看,已經開始向距離較遠的國家延伸,如白俄羅斯等。
 
在資金方面,產業園區建設先期投入較大,但“一帶一路”沿線多數國家都還處於利用資源、勞動力等初級要素的發展階段,對外國技術、資本依賴性強,容易形成低端環節的分工鎖定效應,並會面對眾多發展中國家低廉勞動力的競爭,其國際貿易利益會進一步受到擠壓,融資渠道更加縮窄,企業在東道國當地融資壓力較大。因此經貿合作區也面臨着盈利能力差、投資回報週期長等一系列難題,需要中長期投資。
 
為解決這一困局,中國企業與沿線國家的合作不能僅限於中低端產業,也不能完全停留在現有層次和規模上,而是要在發揮中國傳統優勢的同時,通過雙方、多方合作,共同創造和培育新的優勢,大力推進高端產業的發展,開拓新的貿易合作增長點,提升貿易的水平和質量。
 
與此同時,合作區的可持續發展也值得關注。據了解,境外經貿合作區的盈利模式基本以開發礦產資源和出租開發土地、廠房為主,並且大部分合作區選擇了後者。此外,製造中的高耗能、高污染部門還會帶來國內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等負面效應,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院路紅豔撰文指出,要實現資金的良性循環,需在招商引資時注重將合作區與高成長、高營利性項目相綑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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