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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城市格局,逐夢灣區未來
本刊記者 沈雨青 [第3457期 2019-12-02發表]
站在粵港澳大灣區及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雙區驅動”的高起點上,粵港澳地區被賦予重望。如何在政策規劃背景下,釐清大灣區城市關係,幫助企業尋求最佳發展路徑和方向,是大灣區建設中須重點關注的議題。11月16日,暨南大學舉辦的大灣區企業家論壇中,來自政商學界專家從從不同角度作出精彩剖析。
 

富於彈性的城市群,重構灣區新格局

 
在論壇中,“珠江口”經濟圈的概念被原深圳市副市長,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唐傑及暨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原暨南大學校長胡軍反覆提及。
 

11月16日,暨南大學舉辦大灣區企業家論壇,圖為暨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原暨南大學校長胡軍在論壇上進行主題演講。
 
 
中國珠江口南可以直接進入東盟,同時,也是過蘇伊士運河進入歐洲的重要通道。區位優勢註定其發展前景,當東盟、非洲、南亞經濟穩定發展後,珠江口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命脈,而兩極連通構建珠江口東西兩岸的城市圈,未來,很可能促成粵港澳大灣區佔據中國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
 
唐傑認為,從經濟質量與結構水準的組合出發,灣區內部城市的經濟規模決定了其輻射能級及其與灣區內其它城市的關係:港深經濟總量達7,000億美元,廣佛經濟總量達5,000億美元,澳珠達1,000億美元,而這3大城市組合,正好造就兩極連通構建珠江口東西兩岸城市圈,形成廣佛一體化向南發展,港深及澳珠經濟不斷向北輻射的強強聯合,珠江口東西兩岸經濟圈,將成為灣區核心所在。
 
唐傑相信,當整個廣東經濟向珠江口延伸的時候,未來30~50年的,會改變以廣州為核心的構架。珠江口核心驅動的發展模式,將統籌珠三角九市與粵東西北地區生產力布局,與海峽西岸城市群和北部灣城市群聯動發展,並不斷深化與中南地區和長江中游地區的合作交流,成為輻射東南亞、南亞的重要經濟支撐帶。
 
胡軍在闡述大灣區城市關係時,則強調構建富於彈性的城市關係新格局。胡軍從產業關係出發,將大灣區行政區劃形容為 “一核一帶一區”。港澳發展需要腹地和市場,粵北發展需要新動能。
 
“一核”即珠三角地區,是引領廣東省發展的核心區和主引擎。該區域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9市。這9市的發展重點在於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培育世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群,率先實現高質量發展,進而帶動東西兩翼地區和北部生態發展區加快發展。
 
“一區”即北部生態發展區,是廣東省重要的生態屏障。該區域包括韶關、梅州、清遠、河源、雲浮5市。重點以保護和修復生態環境,提供生態產品為主要任務,嚴格控制開發強度,大力強化生態保護和建設,構建和鞏固北部生態屏障。構建與區域發展功能相適應的綠色產業體系。依託資源稟賦,因地制宜發展綠色低碳新型工業、數字經濟、文化生態旅遊、健康養生、綠色食品、生物醫藥、運動休閒、現代農林業等產業。
 

深港融合促灣區從“高速度”走向“高質量”

 
縱觀歷史,一個在基礎科學新知識依賴於他人的國家,工業速度發展將放慢,並在國際貿易中處於劣勢。過去40年,中國首先抓住了數字產業,工業化和數字化為中國經濟騰飛創造了機遇。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主導著可見未來的國家和城市競爭力,科學技術既創新是轉型升級的根本,也是灣區建設的核心。
 
“人才及資本優勢在香港,產業資源的優勢在深圳”,唐傑認為,大灣區從高速度走向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更加緊密的深港創新融合。
 
唐傑表示,香港深圳共同的特點是市場體係發達,人均及單位土地企業數量居全國前列。從2015年至23年香港特別行政區部分經濟指標及預測數據來看,香港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從2015年的2.4到2018年的峰值3.5,總體數據不難看出,香港是一個健康的發達經濟體,並正在成長為全球科學創新中心。
 
但香港存在結構性缺陷,香港淨出口數據顯示,2015年香港淨出口為0.8,並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到2018年,香港淨出口數據下降至-1.9;香港產業(佔潛在增長百分比)數據預期同樣不容樂觀,可見,香港產業發展式微。但香港之所以在今年年初,經濟發展勢頭依舊良好,因為香港大學研究技術依舊良好,而深圳作為全球產業技術創新中心,正可以補足香港科研成果產業化的難題。
 
處在深港關係的新時代,唐傑提取出的關鍵詞是“分離、承接、競合、協同”。香港以彈丸之地,匯聚5所全球排名前一百的大學,而深圳產業創新能力強,基礎科學研究能力薄弱,例如以晶片製造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在深圳產業規模大,創新能力高,但核心技術能力低。因此,應該全面深化港深合作,提升科學與產業創新能力與水準。簡言之,深港合作的關鍵點在於,人力資本、科研成果能夠市場化,產業發展才能科學化。
 

大灣區建設下的企業發展新機遇

 
基於大灣區GDP增長率超過整體經濟的實際情況,深圳市高新投原總裁、勤智資本董事長湯大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沒必要非要尋找龍頭城市驅動,生產要素在不同區域的集聚(比如人才高地,產業高地,科研高地)會形成區域內良性的競合關係,為大灣區帶來豐富的產業投資機會。
 
湯大傑認為,大灣區是首個橫跨兩種制度的世界級灣區,既有在高度市場化環境下發展起來的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也有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中成長起來的世界製造中心和世界領先的科創中心。不同經濟制度條件帶來資本和人才的集聚,可能會使市場效率倍增。
 
加之大灣區對外呈現人才淨流入狀態,內地港澳聯通亟待啟動,國際科創中心的建設,戰略性新興產業有望在大灣區率先實現突破和產業化應用。
 
因此在大灣區建設背景下,灣區內企業會擁抱更多機遇。首先,是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機遇。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單體市場,市場是中國的重要優勢,中國將全方位開放市場,讓中國成為市場大國。未來,開放將集中在物質產品市場、服務業市場及投資市場。近期金融行業推出22條;放開12家金融機構進入中國;通過了《外商投資法》,外商進入中國從審批制變成負面清單制,且負面清單不斷壓縮;對外商實行和中國企業平等的國民待遇原則,不再要求轉讓技術產權等等利好都是企業發展的機遇所在。
 
此外,粵港澳大灣區強大政策紅利,將進一步強化該區域培養供應鏈產業發展的優良土壤,使灣區成為培育有全球影響力供應鏈產業的最佳平台。2017年以來,國家、廣東省不斷出臺相關政策,改善營商環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2017年國家級新區體制機制創新工作要點》、《進一步深化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等等一系列政策在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服務業等方面作出指導,對灣區企業發展而言是難得的發展機遇。
 
胡軍建議,在灣區背景下,企業發展重點可以偏向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及新興產業。例如高端電子資訊製造業、先進裝備製造業、新材料製造業、金融業、文化創意產業、物流業、旅遊業、生物技術產業、高端裝備製造產業等。企業發展與城市建設相融合,共建粵港澳合作發展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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