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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四國聯盟”機制難撼中日“競合”格局
Strengthening the "four-nation alliance" mechanism is difficult to shake the pattern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張介嶺 [第3476期 2020-09-21發表]
8月28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奧布萊恩透露,打算在9月和10月與印度、澳洲、日本舉行“四國聯盟”安全夥伴高級別會談。屆時,他將在夏威夷與三國對等官員會晤,國務卿蓬佩奧也將與這些國家的外長舉行會談。
 
在中美、中印關係探底的大背景下,美國熱衷“四國聯盟”磋商,不禁讓人想起早幾天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繼續擴大並加強盟友和合作夥伴網絡,並以此作為挫敗中共有害影響戰略的核心要素,擁有競爭對手難以匹敵的不對稱優勢”論調。
 
近段時間以來,美國與四國聯盟成員國動作不斷。在7月底舉行的美澳外長和防長“2+2”會談中,蓬佩奧毫不掩飾地稱,美國會繼續與澳洲合作,重塑南海法治,同時讚揚澳洲抵抗來自中國的壓力。雙方還提及印太地區的秩序和穩定問題,強調台灣扮演重要區域角色,支持台灣不以主權國家身份加入國際組織。
 
種種迹象表明,在特朗普政府的主導下,長期以來未成氣候的“四國聯盟”如今大有脫虛入實之勢,其要義就是以美、日、印、澳為主導,建立美日印澳+重點夥伴關係國(Quad+X)的多邊機制,聯合從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區擁有“相同價值觀”的國家開展合作,共同應對中國的崛起。
 

▲日本9月16日召集臨時國會舉行首相指名選舉,執政黨自民黨新總裁菅義偉順利當選日本第99任首相,並於當天組建新內閣。圖為在位於東京的日本國會眾議院,自民黨總裁菅義偉(中)起身致謝。(新華社圖片)  
 

“印太戰略”緣起安倍

 
其實,追本溯源,無論是“四國聯盟”,還是印太戰略,均非美國首創,而是緣起安倍晉三。2006年,他剛任首相不久即提出建立針對中國的“四國聯盟”倡議,旨在以“價值觀外交”為紐帶,以“自由與繁榮之弧”為依託,推動美、日、印、澳在印太地區加強合作。這一主張後因安倍辭職等因素而擱淺。
 
2012年安倍重出江湖後,提出了“亞洲民主安全菱形”理論,強調“太平洋的和平、穩定與航行自由,與印度洋的和平、穩定與航行自由不可割裂”,日、美、澳、印應組成一個菱形圈,各為點邊、並列成形,構建一個橫跨印太的安全合作機制,“以保衛從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公海”。
 
2016年8月,安倍在第六屆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上進一步提及“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同年底,與印度總理莫迪舉行日印首腦會談後發布的公報首次使用了“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表述,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
 
雖然印太地區早就進入了美國學者的戰略視野,2010年10月希拉里在檀香山演講時亦提及印太概念,但印太戰略最終成為美國的國家戰略完全得益於安倍政府堅持不懈地游說。
 
特朗普上台後,推動美國外交政策轉型,放棄了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在這樣的背景下,受日本啟發,美國的印太戰略漸趨成熟,應運而生。2017年10月,時任國務卿蒂勒森在一次演講中多次提及“印太”。同年11月,特朗普在東亞之行首站日本宣示“印太戰略”成為美國新政府的亞太戰略。之後,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都沿用了“印太”表述。
 
2017年11月,美、日、印、澳重啟安全對話,聚焦互聯互通、海上安全、地區秩序和安全等議題進行討論,後來四國又進行了多次安全對話。然而,迄今為止,作為印太戰略重要支柱的“四國聯盟”仍停留在願景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澳洲還與美國、日本和印度討論推出一個區域基礎設施計劃,開闢了反制中國影響力的新的“經濟前線”。
 
目前,特朗普政府正在鼓動其他三個民主國家建立更為緊密的戰略聯盟,以期在區域安全方面協調行動,採取政治、外交、經濟、軍事等手段,抗衡中國在印太地區日益增強的影響力。毫無疑問,美方加速推進四國安全合作機制一旦取得實質性進展,將會是美國對印太地區戰略布局的重要突破。
 

日本內政外交難有大變

 
然而,就在奧布萊恩放出“四國聯盟”會晤風聲不到一天,安倍突然宣布因健康原因辭去首相職位。值此日本面臨新冠肺炎疫情和經濟低迷等諸多挑戰之際,這一變故或將加劇日本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諸多領域的不確定性,“四國聯盟”合作機制會否受到影響令人關注。  
 
其實,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安倍這次再度辭去首相職務,權力交接安排平穩有序。不出所料,9月14日,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自民黨新任總裁選舉中以377票擊敗另外兩位候選人石破茂和岸田文雄,當選新一任自民黨總裁,並將接替安倍,成為下一任首相。
 
自民黨內不乏帥才。為了挑選鍾意接班人,早先,安倍與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和副首相麻生太郎達成協議,用菅義偉取代自民黨政調會長岸田文雄接班,目的是防範自民黨前幹事長石破茂上位,挑戰安倍的政治遺產。
 
安倍做此安排有其苦衷。岸田文雄雖在黨內很有人緣,也頗受安倍賞識,接班呼聲一直很高,但與安倍的主要競爭對手石破茂對決難有勝算。而菅義偉是安倍政策的熱心支持者和捍衛者,在近八年任期中,駕馭複雜的官僚體系游刃有餘,堪稱安倍的左膀右臂。
 
有此淵源,菅義偉上任後多半會蕭規曹隨,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實際上,“令和大叔”早已明確承諾,“將接過安倍首相的政策倡議,並竭盡所能加以推進”,同時還將擔起安倍經濟學的責任,不會調整政府與央行在量化寬鬆問題上的現有協議。
 
新內閣的外交政策也不例外。9月8日,菅義偉在答記者問時表示:“安倍外交是非常出色的外交。我是做不到的。我只能做‘菅型外交’,一邊與外務省合作,一邊向安倍首相請教,然後摸索着去做。”
 

“四國聯盟”對話勢頭不減

 
中日關係錯綜複雜。日本一些人認為,中國的崛起勢必產生重大的地緣政治影響,也正是出於這種擔心,安倍內閣一直在敦促美國要對華更強硬一點,一度抱怨奧巴馬政府對華軟弱。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對華發起了意識形態十字軍東征,並啟動了全面脫鈎進程,徹底改變了局面。
 
美日同盟歷來被視為日本繁榮和安全的基石。在中美角逐中,日本早已選邊站隊。安倍內閣堅持不懈地游說和支持美國建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想法,總是直言不諱地質疑中國的霸權野心。然而,令東京沮喪的是,日本每次在國際場合批評中國時,往往應者寥寥。許多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情緒複雜,但表述意見時又王顧左右而言他。只有美國態度鮮明,公開為日本撐腰。
 
中美惡鬥,日本坐收漁人之利,外交上變得更為主動。一方面,不用再擔心美國的安全承諾能否落實到位了;另一方面,中美關係緊張也刺激中國積極改善對日關係。在配合美國加快推進以“四國聯盟”為核心的印太戰略方面,菅義偉內閣不會望而卻步,半途而廢。
 
面對中國的快速崛起,日本一些人動輒渲染“中國威脅論”。他們認為,中國的安全威脅迫在眉睫,只要擴張主義行徑所承受的代價可控,北京就會繼續利用民主國家選舉政治兩級化的特點,變得越來越富有侵略性。為此,印太民主國家應團結起來,協調安全戰略,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區域秩序,讓中國為自己的行為承受難以承受之重。
 
為此,加快推進“四國聯盟”合作機制建設成為日本的不二選擇。令人警惕的是,日本從未停止強化美日聯盟的步伐,一直試圖在現有法律框架下盡最大努力回應對美國的承諾。一個月前,時任防相河野太郎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國際社會已經達成共識,中國必須為其在南海、東海、喜馬拉雅地區和香港秀肌肉的修正主義行為付出高昂的代價。
 
不止於此,日本已表示願意啟動與五眼聯盟的合作。此前,安倍內閣將澳洲、印度、英國加為防衛情報共用夥伴,過去日本僅與美國有這方面的分享。菅義偉接任首相職務後,料大勢難逆,一個新的六眼聯盟架構將成為印太安全的又一重要支柱。
 

中日“競合”格局料難打破

 
儘管如此,這並不意味着日本完全認同特朗普政府的立場。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當美國還在幻想政治上改變中國時,日本早就清楚,西方很難將西式民主強加在北京身上,努力尋求的是與華達成“基於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係”。
 
面對中國的快速崛起,所謂對華對沖戰略很有市場,但這不等於說一談對沖,就一定要孤立中國。不論是對沖也好,遏制也罷,其政策重心理應是促進接觸。與美國力推與華全面脫鈎不同,日本的印太戰略在對華關係定位上主要還是重“競合”,有鬥爭,有合作。穩定的中日關係有利於區域繁榮和中日共同利益。
 
安倍致力於修復中日關係是明智的,2018年10月時隔7年再度訪華。期間,中日雙方努力促進政治互信,積極拓展互利共贏合作,取得了積極成果。日本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也從觀望、抵制轉向積極參與,認識到日本的“印太戰略”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有合作的可能性,並據此修訂了《基礎設施系統出口戰略》,將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納入了日本的國家發展戰略之中,在沒有渲染“一帶一路”的情況下,某種程度上支持了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菅義偉近來多次表示,要同中國等周邊鄰國構築穩定外交關係。毫無疑問,中日之間有衝突,尤其是歷史問題、釣魚島,以及“修憲”等問題仍將不時困擾中日關係,但兩國更不乏共同利益。毋庸置疑,新內閣在加強美日同盟的同時,有必要給中日關係注入新的活力。習近平今年4月訪日行程因疫情推遲。現在看來,這未嘗不是好事,或為菅義偉在前任奠定的基礎上推進中日下階段外交議程創造了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自民黨內有人以香港問題為由主張取消這次訪問,無論如何這種思維在戰略上是短視的。其實,安倍內閣在改善對華關係的同時,從未犧牲過本國利益和價值觀。美國是日本的盟友,中國又是日本的近鄰,兩國對日本都很重要。冷戰結束後,除鳩山由紀夫執政的一小段時間外,日本的外交政策尋求的是深化美日安全聯盟和對華保持良好關係雙重目標。
 
隨着中美對抗日益加劇,日本的對華政策導向,除防範遏制中國之外,也需要相當分量的合作成分。近年來,日本面臨的問題很多。除了人口老齡化之類的結構性挑戰之外,疫情防控與經濟復甦,自然災害頻發與氣候變化政策的完善,新技術與隱私保護,中國軍力增長與提高防衛能力,美國單邊主義與全球治理體系,等等,多重挑戰呼喚日本進行改革。
 
顯而易見,對日本而言,美日關係固然重要,中日關係也不容忽視。三者關係千絲萬縷,牽一髮而動全身,刻意打造“亞洲版北約”有害無益。專家認為,日本的繁榮和安全既在於能否與美方協調立場,幫助引導中美對抗不致脫軌,也取決於能否與他國攜手捍衛開放、多邊和以規則為基礎的經濟秩序。對菅義偉而言,能否在中美之間搞好平衡是一場大考。
 
當前的國際形勢給日本創造了更多迴旋空間。正如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波森(Adam Posen)所指,在中美領導地位缺席的情況下,日本比許多國家在自下而上努力重建開放的全球經濟體系方面佔據更為有利的位置。
 
有分析指,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如何選擇回應中美角逐舉足輕重,或將影響今後數十年全球格局的走勢,菅義偉內閣應努力創造戰略空間,避免在中美兩大國之間兩頭受擠,為全球經濟和區域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中日關係一旦能夠走出困境,穩中向好,或將給中美日合作共贏找到一條建設性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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