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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藥企回遷之路山長水遠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for US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o bring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back to homeland
張介嶺 [第3464期 2020-04-27發表]
4月9日,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庫德洛對福克斯商業新聞頻道表示,讓企業從中國搬回美國的政策有很多種方法,如將回流支出100%直接費用化包括廠房、設備、智慧財產權結構、裝修等,言下之意是美國政府可通過提供稅收抵免鼓勵美企回流。
 
2018年中期以來,美國朝野一直有人在鼓動與中國經濟脫鈎,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物流障礙和勞動力短缺,影響製藥業生產和物流。2月28日,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DA)警告,因生產問題,美國有一種藥物已出現供應不足。出現對藥品供應鏈穩定與否的關切。
 
雖然藥物短缺只是極個別現象,但美國衛生部門評估,隨着疫情蔓延,藥品和醫療用品供應問題凸顯,美國或將出現藥品短缺現象。藥物供應安全已成為美國這樣的醫療體系發達國家的重大國家安全關切,相關職能部門首次對嚴重依賴中國生產的20種藥物進行跟蹤監控。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4月23日發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確診病例超過86萬例,是目前全球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國家。圖為4月14日,在美國紐約,醫護人員將患者送入一家醫院。(新華社圖片)
 

疫情肆虐 藥供矛盾凸顯

 
美國是全球領先的藥物研發大國,但過去20年,從成本考慮,美國藥企不斷將處方藥、非專利藥和非處方藥離岸外包生產,大部分藥物生產已遷往海外。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美國長期被忽視的一大軟肋。一些人抱怨,中國雖以作為汽車零部件、玩具和電子產品世界工廠而聞名,但也生產了全世界大部分青黴素、抗生素和止痛藥,以及醫用口罩等個人防護用品。
 
FDA並沒有搜集國外藥品產量的準確資料,但這並不等於無迹可循。美國海關統計顯示,在美國前十大藥品進口國中,有七個是歐洲國家,其中,愛爾蘭的市場份額最大。中國排名第17,去年出口美國藥品淨160億美元,數額看似不大,但問題是其中沒有包括原料藥 (API)。
 
據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格拉斯利提供的資料,“美國80%的原料藥產於國外,其中大多數產於中國和印度”。此言並非毫無根據。以新澤西為例,該州曾經是全球重要的藥品供應基地,但如今大多數製藥所需的原料藥,或者說超過80%的原料藥都要從中國進口。
 
3月份,美國醫藥智庫赫斯廷斯中心高級顧問、藥物專家羅斯瑪麗·吉布森在在國會聽證會上稱:“我們吃的藥90%是非專利藥……現在治療新冠肺炎住院病人所用基礎藥物,包括關鍵的抗生素只能限量供應……中國控制了美國數千種非專利藥生產所需核心化學藥品生產。非專利藥生產在美國已崩潰。我們不能生產青黴素、維生素C、阿司匹林,以及其他上千種藥品。”
 
吉布森還表示,目前,中國在美國原料藥市場雖僅佔13%的市場份額,但許多藥物的原料以及配置這些原料所需化學品均產於中國,然後運往印度等地加工成為藥物。阿奇黴素、環丙沙星和呱拉西林/三唑巴坦等常用抗生素的原料藥僅產於中國,美國對華依賴還包括家庭日常用藥,95%的布洛芬和70%的撲熱息痛都是從中國進口的。
 
她警告,“在發生自然災害或全球流行病的情況下,美國將和其他所有國家一樣,排隊等待獲得最基本的藥物。”“假如中國停止出口我國藥品生產的核心成分,幾個月之內,我們的藥店貨架就會空空如也,我們的醫療系統就會停止運作。”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健康高級研究員黃嚴忠提供的資料同樣顯示,近年來中國製藥公司向美國供應了90%以上的抗生素、維生素C、布洛芬和氫化可的松,還有70%的乙醯氨基酚和40%到45%的肝素。
 
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成員麥可·R·韋賽爾稱,這些數字低估了美國對中國的依賴,中國擁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工廠,美國從歐洲或印度進口的成品藥中,通常也含有中國製造的成分。冠狀病毒危機尖銳凸顯了美國在關鍵藥物及其原料成分方面對中國不可接受的依賴。
 

借題發揮 渲染“中國威脅論”

 
疫情當前,美方一些人不反思應對失誤,卻借機大肆鼓吹“中國威脅論”,指責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後,中國先是掩蓋新冠疫情,造成其蔓延全球,接着又買光了全球的防護用品和呼吸機,然後反過來修建所謂“健康絲綢之路”,到處刷存在感,將這些物品賣給其他國家,擴大影響力,把自己打扮成全球人道主義救世主,就像一個縱火者放了一把火後再去救火。
 
不僅於此,北京還瞄準受疫情打擊最重的產業,動用產業、經濟和資訊等所有資源,趁全球混亂和經濟下跌吸引外資,搶佔重要產業市場份額和資源,同時,蠶食美歐關係,試圖逆轉美國阻止中國在國際上顛覆性插足的努力,反制美國將製造業撤出中國的戰略意圖,目的是在戰略上彎道超車,實現產業跳躍式發展,最終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頭號經濟、外交和軍事強國的位置。
 
有人還煞有介事地指責中國的目標一直是擾亂、控制和取代美國企業,損害美國的自我製藥能力。在五至十年時間,中國將以慣用的掠奪性方法破壞全球產業,削弱美國藥企,提高全球對中國製造業的依賴程度。
 
專家評估,美國設有戰略性藥品和醫療物資儲備,但一旦暴發流行病等黑天鵝事件,這些儲備就可能出現不足。有人質詢,如果美國遭炭疽病攻擊,作為對症藥環丙沙星、多西環素和其他抗生素的生產國,一旦中國發動炭疽病攻擊怎麼辦?
 
鷹派提出,將全球藥物供應鏈集中在某一個或某幾個國家容易產生供應鏈中斷風險,不管對方是疏忽所致還是刻意為之。美國在藥品供應上過度依賴中國是危險的。中美關係越緊張,中國切斷抗生素供應的可能性就越大。一旦發生戰爭、貿易衝突或流行病,中國減少維生素和抗生素原料的出口,美國醫保系統將陷入混亂,出現嚴重的藥品短缺。
 
山雨欲來,全美上下要求將醫藥生產回遷的呼聲日高。白宮也有意順勢而為,借疫情推波助瀾。不久前,特朗普在白宮與大型製藥和生物技術公司負責人開會時強調,“冠狀病毒說明了將所有製造業遷回美國的重要性,我們將開始這樣做。”
 
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更是咄咄逼人,“中國利用不公平的貿易手段控制了藥物供應鏈的各個方面,就像它過去控制其他行業的手段一樣——廉價的血汗工廠勞動力、寬鬆的環境法規和大量政府補貼。” 
 
他稱,為了保護公眾健康、經濟和國家安全,美國將按照總統的要求將重要藥品生產回遷,加速在國內生產抗生素,不能像現在這樣繼續任由自己成為攻擊目標,將美國福祉的關鍵方面拱手讓給被視為最大威脅的中國之手。
 

▲美國衛生部門評估,隨着疫情蔓延,藥品和醫療用品供應問題凸顯,美國或將出現藥品短缺現象。圖為3月7日,美國紐約曼哈頓一家藥店內貼出口罩限量銷售的告示。(新華社圖片)  
 

緊密策劃 設計藥業回遷路徑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後,美國一些人認為,藥品短缺對美國不再是假設性問題,藥物供應鏈外包隱患重重,疫情緊要關頭受所在國出口限制,致使美國可能很難獲得這些急需的醫療物資,即使是美國藥企自己在海外生產的物品也很難被運回。為此,必須盡快扭轉美國在醫藥供應上依賴境外生產基地製藥的情況,在美國建立更多製藥設備,這雖是一大筆投資,但此舉意義如同在能源上擺脫對歐佩克的依賴,避免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將這些崗位遷回國內,自力更生,不用再擔心遭中國“訛詐”。 
 
目前,特朗普政府和醫保專家正在就如何重建美國國內製藥能力制定戰略,目標是大幅促進美國國內藥品生產,重建美國藥品、醫療設備和醫療用品供應鏈,從而逐步減少對中國藥品和醫療產品的依賴。有人提議,第一步是將重要藥品生產線遷回美國國內,中期重點是從國家安全、病人安全和經濟利益高度重建美國製造業。
 
從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等人草擬的“購買美國產品”總統行政令中,不難梳理出美方回遷醫藥生產的基本思路:
 
一是力推“購買美國產品”法,培育旺盛的國內藥品採購基本需求,堵塞允許政府採購外產藥品、口罩、呼吸機和其他醫療產品產生的漏洞,確保美國政府機構,包括退伍軍人事務部、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和國防部強制執行法令,優先選擇採購本土產藥品和醫療用品,激勵重要藥品生產回遷,刺激企業在美而非中國生產。
 
2019年10月,加州眾議員約翰·加拉門迪等人提出跨黨派法案《藥品獨立的長遠準備改革法案》,要求五角大樓評估美國軍方對中國藥企的依賴程度,強調應限制軍方只能購買美產藥物成分、藥品和疫苗。
 
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馬可·盧比奧也提出法案,要求製藥商向FDA報告藥品中原料成分來源,強制“購買美國產品”法在退伍軍人事務部等政府機構落實。
 
二是加大對“先進製造技術”的投資。美國從來富有創新精神,是新技術的領路人。特朗普政府將激勵在美國製藥設施中使用新的生產技術,促進美國國內藥品生產,繼續資助研究較中國運行系統規模更小、更靈活,易於重新配置的新型製造系統,以便必要時能夠生產不同種類的藥物,幫助美國製造業重獲對華競爭力,確保藥品供應安全。     
 
三是制定政策激勵藥企投資國內。與拿國家補貼的中國藥企競爭,需要給予美國藥企政策扶持,確保藥品生產盈利可期。政策選項包括對受政府補貼的藥品進口加徵關稅,或實施進口配額;制定重要藥品供應清單,所有聯邦政府或聯邦支持的藥品採購均須從國內廠家採購。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一些利益團體正在遊說特朗普總統發布行政命令,將400餘種基礎藥品列入“購買美國產品”規約之中,作為吸引藥企回遷的重要一步。參議員馬可·盧比奧還提出利用中小企業管理局貸款等政府項目提升美國產能。
 
四是簡化法規,加速對本土藥廠藥品申請的監管審批,並限制境外藥廠的審批,對在其他國家生產的藥品原產地作更詳細的標識,以鼓勵美國藥業把生產基地搬回本土。
 

各說各話 大舉回遷效益存疑

 
隨着醫療支出和藥價上升,美國醫藥產業發展迅猛。資料顯示,2018年,美國製藥業從業人員共計294250人,中位收入74,890美元,較其他私營部門收入高出47%。
 
美國藥企熱衷離岸外包,刺激藥品進口大幅增長,1997年以來年均增長15.8%,同期出口年均增長僅10.7%,2019年藥品進口總額更是高達1,276億美元,在進口產品類別中排名第三,僅低於汽車和原油,排到了手機前面。
 
有專家認為,將重要製藥和原料藥生產遷回國內,無論對國家安全、病人安全,還是在經濟福祉方面意義重大。從經濟方面看,“繁榮美國聯盟”建模測算,假定美國藥品年增長目標為660億美元(這一數字等同2010年以來替代國產藥的年進口藥品總額),若將以美國為基地的藥品生產恢復到2010年水準,可望增加80.4萬個高收入製造業崗位,並為GDP增加2000億美元的貢獻量。
 
這部分人還認為,藥品生產回遷同樣具有戰略意義,參議員馬可·盧比奧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冠狀病毒暴發清楚表明,我們必須努力解決美國供應鏈的薄弱環節,並在我國經濟的關鍵領域中克服對中國的依賴。”
 
他們強調,與設在國外相比,制藥設施設在國內方便FDA檢查,有利於藥物供應安全。事實上,面對疫情爆發,撇開中國因素,美國的藥物供應亦非零風險,即使是友邦也會將本國公民的利益優先放在出口之上。3月份,印度先後兩次宣布禁止羥氯喹和氯喹等藥物出口即是顯例。
 
然而,美國藥企不遺餘力尋求外包離岸生產,背後有明顯的低成本利益驅動因素。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黃嚴忠認為,從技術上看,美國減少對華藥品供應依賴是可能的,但從成本效益角度看可能性不大。迄今為止,特朗普對價值3,600多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一些企業已離開中國。但很多企業不是回到美國,而是搬到了越南、印度和墨西哥等低成本國家。更為重要的是,許多在美國生產的產品仍包括中國製造的部件。
 
剛剛宣布退出總統競選的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多次呼籲,美國藥企賺得盆滿缽滿,應增加企業稅實現利潤再分配。藥企效益之好有目共睹。如輝瑞製藥去年營收高達518億美元,淨收入163億美元,淨利潤率高達31.5%,很少大型企業能有那麼高的利潤率。無論如何,在西式體制下,和平時期用行政命令讓一家藥企與錢過不去,無異於緣木求魚。
 
為了確保可持續發展和穩定的盈利能力,美國大藥企也不願將生產回遷。近日,美國大型藥企同業公會“美國無障礙藥物協會(AAM)”致信特朗普總統,明確反對總統在藥品供應問題上頒布“購買美國產品”行政令,四十餘家機構聯盟簽署,其中不僅包括“美國藥品研究與製造商協會(PHRMA)”這樣的著名組織,還包括許多醫療非盈利組織和宣導自由市場的團體。
 
他們認為,在新冠病毒危機和病人急需照顧之際,簽署“購買美國貨”行政令鼓勵政府機構只購買美國國內生產的藥品和醫療設備,是在損害目前醫護人員提供抗疫藥品和醫療設備的努力,在最糟糕的時刻動搖美國的醫藥供應鏈,破壞企業為病人有效投送藥物的複雜安排。
 
針對藥企利益集團的批評,納瓦羅反指他們連總統的行政令看都未看過就滿口謊言,強調這份行政令本身就包含了具體明晰的豁免條款,“沒有任何內容阻止我們必要時獲得,從何處獲得我們需要的物品”,根本無需擔心爆發危機期間不能從全球採購藥品。因此,不存在所謂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期間藥物供應受影響的問題。
 
納瓦羅還批評大型藥廠轉移視線,旨在以犧牲美國公民利益的代價維護其外包生產的寡頭壟斷地位,反對總統頒布行政令是藥企為繼續保留海外生產線在孤注一擲。”納瓦羅警告,“大藥業及其富裕的沼澤生物(形容華盛頓政壇的腐敗人物)必須停止在美國政治中充當分裂元素,美國能夠完成藥品生產回遷任務。”
 
其實,成本並非美國藥企熱衷離岸外包的唯一考慮,企業文化也是重要原因。與美國藥企不同的是,瑞士藥企大部分製藥一直保留在國內生產。藥物是瑞士最大的出口品,去年達830億美元,佔出口總額的26%,藥物貿易盈餘達510億美元。
 
例如,瑞士兩家最大的藥企羅氏和諾華十分看重將大部分藥物生產留在國內的重要性,總部均設在巴塞爾,這與兩家企業的所有權性質密切相關。羅氏藥業逾40%的股份掌握在創始人弗里茨·霍夫曼·羅氏家族手中,諾華創始成員家族也在企業中持有重要股份。而華爾街基金管理公司在兩家企業中所佔股份還不到15%,但在美國大多數大藥企中所佔股份都超過了70%。顯然,美國藥企更易受股市短期壓力的制約。
 
與瑞士藥企相比,美國藥企並不追求更高價格,主要是尋求通過外包和離岸生產降低成本,提高盈利水準。2007年,輝瑞製藥宣布將30%的製造業外包到亞洲,裁員1萬人,被只從藥物供應安全方面看是一項災難性的決策。2019年,美國的藥品貿易赤字擴大到了740億美元。
 
目前,白宮已開始與藥企高管探討,從治療新冠肺炎病毒有效的藥開始,將重要藥品生產,以及呼吸器、口罩和其他基本醫保用品生產遷回國內。為了進一步解決從中國遷回生產線的成本問題,擺脫對華過度依賴,有人主張推出優惠政策,吸引培育波多黎各等美國海外領地和墨西哥等鄰國取代中國的角色,將相關國家和地區打造成美國新的製藥業生產中心。
 
專家認為,不管怎樣,將所有藥品製造業遷回美國不僅高估了其潛在可行性,低估了作出如此重大調整所需時間和努力。何況在自然災害和全球公共衛生危機爆發之際,多元化藥品採購供應鏈正是確保業界迅速反應,及時從供應鏈源頭進行調整的關鍵。
 
儘管特朗普基本認同納瓦羅的提議,但藥企反對並非故意發難。藥物與醫療設備製造環節離岸外包是長期以來的必然趨勢。美國的高成本決定了無法從商業上有效的覆蓋各種各樣的藥物,必須部分依賴外國供應鏈。市場現實是,藥企生產線回遷如何解決成本飆升是一個繞不開的棘手難題。
 
毋庸置疑,由於涉及生產標準流程複雜,在美國建立製藥生產設施至少需要一、兩年時間。雖然納瓦羅等鷹派不停叫嚷過度依賴中國藥品這一模式不可持續,但大規模從中國遷回藥企生產線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可行性究竟怎樣仍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不難判斷,特朗普可以發布行政命令刺激國內生產,但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私企的行為,並重新配置原投資於中國製造業的全球供應鏈仍是大問題。即使特朗普政府排除萬難強推,也不可能一夜之間遷回所有藥企的生產線和崗位。不同利益集團在藥企回遷問題上存在的張力或給中國從容應對贏得足夠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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