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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企並未如特朗普所願回歸本土
Overseas US companies not moving back to homeland as Trump expected
本刊記者 彭玉潔 [第3463期 2020-03-23發表]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最近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美國的企業並沒有因為總統特朗普發動貿易戰而回歸本土;反而,由於美國貿易政策越趨搖擺不定,使得美國企業更願意將生產線遷往海外地區。
 
這項題為《不回歸本土:美國貿易和全球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生產網路的影響》的研究指出,本屆美國政府的施政方針是基於總統特朗普於競選時提出的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他亦承諾把職位帶回美國。無論是向5,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關稅,以至減稅措施,特朗普總統都信心滿滿,認為其經濟政策可把投資和生產線帶回美國本土。不過,研究卻發現事情的發展並未能夠盡如特朗普所願。
 

3月13日,星巴克的中國“咖啡創新產業園”正式簽約落戶昆山開發區,這是美國500強企業今年在中國投資的首個產業項目,也是星巴克在美國以外最大的生產性戰略投資。(圖片來源:文匯網)
 
特朗普總統於2018年首季開始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稅,發動了不斷升級的“中美貿易戰”。中美雙方於今年1月簽署首階段協議,令這次貿易糾紛暫時休戰。參與本次研究的中大商學院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助理教授吳靖教授認為:“即使在貿易戰開打之前,特朗普總統對於能否與中方達成貿易協定發出許多立場不一的言論,一時偏向鷹派,一時偏向鴿派。”雖然現有的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都集中在關稅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但只有很少實證研究是關於貿易及其他經濟政策對生產決策的不確定性影響。
 
 “我們發現,美國貿易政策愈趨搖擺不定,驅使美國企業傾向把生產線遷往海外。”吳教授表示。
 
他說,一方面,希望規避風險的企業可能會物色後備供應商和客戶來嘗試分散一些不確定性;另一方面,這種不確定性可能會抑制海外投資的動機,並促使企業將其生產網路搬到他們較熟悉的地區。
 
研究人員探討了不同類型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全球價值鏈之間的關係。吳教授的研究團隊特別考慮了三種不確定性:首先是徵收關稅(百分比)、關稅(金額)及入口壁壘以及政府補貼造成美國貿易政策搖擺不定;其次是稅法以及貨幣和財政政策等美國非貿易經濟政策變化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第三是針對特定外國措施所帶來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他們的目的是找出隨着貿易不確定性與日俱增,是否真的能吸引企業把生產網絡遷回本土。
 

向海外傾斜

 
吳教授表示:“我們發現,美國貿易政策愈趨搖擺不定,驅使美國企業傾向在海外生產,不符合企業會將生產線遷移到更‘安全’地區的假設。海外供應商數量增加,此消彼長,本土供應商的比率則相對減少。這種‘不回歸本土’的現象與特朗普總統所提出‘美國企業生產線回歸本土’的方針背道而馳。”
 
研究人員檢視了2003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間上市的美國企業,並使用一個指數來衡量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在勢均力敵的總統大選、9/11襲擊、2011年債務上限爭議以及其他有關財政政策的重大爭議發生時,這個指數都會飆升。
 
吳教授解釋:“最重大的發現是,當美國企業面對與日俱增的經濟和政策不確定性時,便已着手調整全球供應鏈的關係,而非等待不確定性化真正出現時才會有所行動。近期的中美貿易戰就是一個好例子,我們發現美國企業早在2015年6月特朗普參選時便已着手調整供應鏈,甚至早在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總統簽署備忘錄展開貿易戰之前。”
 
企業尋求分散生產和經營,藉此排除因過份集中於某地區所存在的經濟風險(在本例中為中國),並把供應鏈遷移到不確定性較低的地區。
 
譬如,研究人員發現美國跨國能源公司雪佛龍(Chevron)在2015年至2018年間終止與部分中國石油化工業相關公司合作;而與此同時,Chevron亦停止了與約185家美國供應商的業務關係,當中包括燃料和能源公司SPX和DXP等。另一方面,Chevron則開展與其他地區供應商的合作,包括越南、哥倫比亞、西班牙和斯里蘭卡等。2014至2015年之間,包括時裝零售商L Brands、萬豪國際和德納公司(Dana Holding)在內的美國大型企業也將其中國內地以外供應商的比例增加166%,這些新增的非中國供應商大部分來自韓國、越南和馬來西亞。
 
吳教授表示:“在特朗普當選後,美國企業大幅削減本土供應商,並在海外物色更多供應商。同時,我們發現,在飽受特朗普政策打擊的中國,來自美國企業訂單錄得較低的增長率,反而其他不確定性較低地區的國家如東南亞的越南和印尼,以及拉丁美洲的巴西和智利卻因此受惠,產量不斷提升。”
 

複雜性的影響

 
本次研究的另一個重大發現是生產鏈較複雜的企業,以及對美國商業環境變化較敏感的企業,較有可能採取相應的預防措施,把生產線遷移到其他地區,這些部署更往往是在中美貿易糾紛出現前已經作出。這項研究舉美國跨國科技公司Apple為例,該公司將其美國本土供應商的比率從2014年的33%收縮至2016年的30%,並在2018年進一步降低至27%。
 
吳教授解釋:“由於不同生產鏈之間無法相互替代,任何一個環節出現不穩定都會損害企業的正常生產。因此,他們對商業環境的不確定性特別敏感。”
 
該研究發現,隨着非貿易相關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增加,美國企業傾向反其道而行,縮減其外國供應鏈。研究人員認為,這很可能是因為非貿易相關的經濟政策往往是在經濟不景氣時實施,而當時企業通常正在減產,兼且在此期間,海外供應商的供貨亦較有可能被切斷。
 
吳教授指出:“關於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結論,同樣適用於中國企業。他們觀察到,中石化、中石油和中國南方航空等企業在2015年後已大幅減少採用美國供應商,同時則在馬來西亞和巴西等其他國家開闢了新的供應鏈。”
 
吳教授評論道:“我們發現,經濟前景和政策不確定性的增加會令企業的價值受到損害。有關負面影響將透過供應鏈傳播到其他企業,而這些企業並非直接與具有不確定性的地區有聯繫。要把供應鏈遷到不確定性較低的國家或地區,代價也很高。另一個困難可能是由於訂單突然增加和人工成本上升,但工廠產能應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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