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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能夠休兵嗎
張介嶺 [第3455期 2019-11-04發表]
10月,中美關係微現暖意。10月10日至11日,在新十三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中,雙方在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匯率、金融服務、擴大貿易合作、技術轉讓、爭端解決等領域取得進展,達成“實質性第一階段協議”,雙方同意共同朝最終達成協議的方向努力。
 
特朗普在白宮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很高興看到中美經貿磋商取得實質性的第一階段成果,這對中美兩國和世界都是重大利好,希望雙方團隊盡早確定第一階段協議文本,並繼續推進後續磋商。中美已“非常接近”結束貿易戰。
 

當地時間10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財政部長姆努欽開始新一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新華社圖片)  
 
10月15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中美雙方在達成經貿協議問題上態度是否一致,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回應,美方說的是實際情況,和我們了解的情況是一致的。中美雙方在達成經貿協議問題上是一致的,沒有差別。這份經貿協議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中國、美國和世界都有利,對經貿與和平也都有利。
 
10月17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稱,中美雙方經貿團隊正在就第一階段協議的具體文本加緊磋商,爭取盡早達成一致,雙方同時也在就下階段工作安排進行具體討論。
 
10月25日,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援引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消息稱,美國和中國在貿易談判中取得了進展,接近敲定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部分內容。當天,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和財長姆努欽與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進行了交談,近期將再次通話。
 
受此刺激,美國股市全線上揚。
 
有意思的是,在達成初步協議前,特朗普發推稱:“中國很想達成協議。但是,我真的想嗎?”
 
特朗普的自問有點矯情。眾所周知,貿易戰不確定性造成的損失已開始在美國招商引資中顯現。目前,消費支出維繫着美國經濟的動力,美國企業採購和銷售正面臨越來越焦慮和不確定的環境。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10月份全球經濟展望會議上,卡倫·戴南提供的論據顯示,2019年商業投資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是淨負數。
 
第一階段協議還表明,特朗普越來越關注美國農民受中國關稅衝擊帶來的政治問題。難怪他在上述總統辦公室發表的聲明中十多次提到農民。農民在關稅戰爆發前過得好好的,關稅戰使他們蒙受了經濟損失。
 
從國際方面看,美國的領導力也越來越不可靠,計利只計自家利,逐漸喪失了其一直自我標榜的道德制高點。沒完沒了的貿易衝突也動搖了國際社會對美國有無能力在全球經濟中扮演穩定、可靠角色的信心。
 
有分析指,受到彈劾壓力、經濟下行、以及傳統選區支持率下滑和美歐貿易摩擦升級四大因素的制約,特朗普要想連任,亟待緩和中美貿易戰以改善美國經濟及其政績。
 

“希望我們的乳製品順利裝船駛向中國”——美國奶農期盼中美貿易爭端早日解決。10月16日,在美國艾奧瓦州,凱利·坎寧安在其經營的奶牛場裏介紹擠奶流程。(新華社圖片)  
 

產業補貼恐成談判攔路虎

 
中美第一階段協議避免了貿易戰的進一步升級。該協議要變成文字成為正式協議尚有許多工作要做。目前,美國對華進口產品的平均關稅為21%,中國對美國進口產品的平均關稅則為21.1%。這份原則協議有許多問題尚未觸及,其中最敏感的是所謂如何終止中國的產業補貼政策。稍有不慎便會前功盡棄。
必須看到,第一階段協議並未取消中美相互加徵的關稅,只是以中國承諾購買美國農產品換取美方擱置計劃10月份對華加徵的關稅。細節是魔鬼。中美貿易談判仍存在不確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其他美國官員,這次似乎均拿貿易戰的重要起因中國的產業補貼政策說事。專家認為,如果在產業補貼問題上達不成妥協,中美緊張關係難以真正緩解。但正如有分析所指,補貼問題遲遲沒有取得進展不能簡單歸咎於中方的不肯讓步,美國頑固的單邊態度也是重要原因。
 
一些美國專家敦促特朗普政府必須在產業補貼問題上有新作為,惟此才可能真正解決美中貿易衝突。他們認為,WTO有關補貼方面的規則有許多不足,中國的經濟模式使這種局限凸顯,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WTO應從中國經濟模式着眼對產業補貼進行重新界定。中國的非市場體系以及運用其他措施制定政策的戰略,雖然經濟學家可定性為補貼,但律師很難依據WTO規則將這些做法界定為補貼。 
 
中國的國企不受市場力量約束,其他企業雖非國有,卻能夠受益於從國企獲得極為廉價的產品。另一方面,當中國政府限制出口原材料時又產生了另外的問題,中企不公平地廉價獲得了這些原材料,而外國競爭對手則不得不以較高的價格購入,從而增加了成本。
 
第二,應修改WTO規定的證據舉證責任。按現有規則,提出訴訟的囯家必須拿出證據證明中國的補貼如何損害了其利益。這種舉證責任應該轉嫁給實施補貼的國家,由其證明提供的補貼是善意的。這也會有助於消除外國企業在起訴時對中國報復的擔心。
 
第三,需建立新的執行體系。現有對違反補貼規則的懲罰性措施軟弱無效。美國的關稅至多只能在美國作為補貼生產的主要消費者時才能達到部分懲罰目的。如果美國只是多個進口國之一,關稅的效果就會減弱。更為糟糕的是,如果補貼帶來的問題損害了美中出口產品在第三國市場競爭的話,效果則會更差。
 
其實,產業補貼政策的好壞,主要是看其是善意的,還是別有用心的。正如2018年9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中所指,產業政策是一種彌補市場失靈、改善社會福利的有效工具,只要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確定的規則,不應受到無端指責。
 
產業補貼各國都有。在瑞士發布的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2018》指出,為應對新工業革命的機遇與挑戰,過去十年至少有101個經濟體(佔全球GDP的90%以上)出台了產業發展戰略。事實上,美國聯邦和地方政府對部分產業和企業提供大量補貼、救助和優惠貸款。2000-2015年間,美國聯邦政府以撥款、稅收抵免等方式至少向企業補貼了680億美元,其中582家大公司獲得的補貼佔總額的67%。美國州和地方政府也給予了企業大量補貼。
 
業內人士認為,在補貼問題上,不能選擇性拿中國說事,需要將其他國家的相關政策置於聚光燈下共同審視。美國、歐盟、日本和其他國家也必須亮亮家底。迄今為止,美歐因空客和波音補貼爭議打了15年的官司,還有特朗普政府數以百億美元計地持續救助美國農業部門,顯示了美國單邊要求中國解決產業補貼問題缺乏公信力。
 
產業補貼政策的改革必須兼顧各方利益,確保所有利益攸關者都從中受益。有消息稱,在貿易戰爆發之前,美歐日三方就開始三家聯手制定補貼規則,這些工作目前仍在幕後進行,三方有責任將進展情況公之於眾,徵詢中國的意見。
 

美國對華存在哪些迷思

 
不久前,美國一些中美問題專家在美中關係尼克松論壇上,紛紛就如何處理中美關係建言獻策,反映了目前美國精英階層對華評估的某些角度,仔細研讀或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美式思維,解開中美關係的死結。
 
美國國務院東亞和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大衛·R·史迪威稱,需要討論已暴露出來的三大迷思:一是對華接觸將或多或少導致中國的開放或中美和解。二是中共的目標只是為了政權生存。三是意識形態不再重要。這些問題必須得到解決。
 
他抱怨說,很大程度上由於與中國政府和社會的接觸受到限制,(駐華的美國人)完全沒有能力改變或影響中國的制度。如果這一關係要繼續以富有成效的方式發展,必須進行開放的交流,而不是限制接觸。因此,有必要解決接觸受限問題。
 
他希望建立一種公平互惠的對華關係,美國應要求北京在諸如海洋法公約、WTO和中英聯合聲明等方面恪守承諾。這當中存在一種等式:言辭乘以行動等於信任。中方既然表了態,也在承諾上簽了字,就必須行動,否則就無信任可言。
 
史迪威不愧熟諳中美關係,反映了美方的一些關切。不過,時至今日,美國一些人仍習慣於戴有色眼鏡看中國,動輒將中國政府發展經濟的各種努力誤判為維繫政權合法性的一黨私利,大大低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擔當以及對民族、對國家的深厚情懷。
 
也許曾擔任《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黃安偉的話部分回答了史迪威之問。他說,由於目前在世界所處的地位,由於經濟地位的作用,美中兩國的意識形態存在根本性差異,很難彼此妥協。美國能夠與威權國家共事。問題是,美國能夠與一個在經濟上與美國同樣強大的威權國家共存嗎?以前從未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如蘇聯在世界上從未擁有美國所擁有的那樣大的經濟空間。
 
他繼而分析,美國一些人擔心如NBA事件那樣,中國會藉助經濟實力,利用美國人想進入中國市場的心理,強加於自由社會某些限制。“在我們擁抱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中國人對我們有那麼多影響力,能夠強加給我們美國不想要的制約。我認為這正是這種關係核心之處的根本性張力所在。”
 
“正是出於資本主義只在某種程度上不受約束這種看法,不管他們提出什麼條件,像NBA這樣的機構都能夠做事並接受這些約束。但同時,這種接受又恰恰破壞了美國建立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因此,你如何妥協?在許多美國戰略思想家眼中,那才是中國構成的最根本性的威脅。”
 
華盛頓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喬納森·希爾曼的觀點從另一方面反應了美方的心態。他表示,“一帶一路”品牌在許多方面受到損害,然而,即使在步履維艱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如巴基斯坦,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上次論壇前往北京,仍公開贊揚這一倡議。利誘力確實是中國的有效工具,抓住了(一些國家)發展經濟之需求,這也正是130多個國家報名參會的原因。這應引起美國的思考,想一想與中國競爭時“我們向世界其他地區提供了什麼。”
 
他稱,“中國並未自限在印太。在東歐、中歐,在拉丁美洲,甚至在我們聚焦印太之際,他們都在以全球眼光思考和行動。故需要有富有吸引力的廣闊經濟視野,這種視野並不旨在與“一帶一路”對抗,而應從有其自身價值,能夠反映我們的利益着眼,並非一定要損害中國利益。”
 
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朝鮮問題專家李伊則指,我們沒有必要回溯很遠的歷史,只需記得在韓國我們仍將China稱為Chungu或中國。很多世紀前中國就尋求在亞洲地區發揮重要作用、中心作用,或許我們看到的正是中國在強力重塑自己的中心國家地位,像對待附庸國那樣對待鄰國。
 
她認為,朝鮮也許不無警示意義。當一個小國感到,要在美中競爭夾縫中有一席之地的唯一方法是用核武器來武裝自己時,可想而知會發生什麼事情了。需進一步說明的是,如果圍繞核問題進行的外交難以奏效,很快就會看到韓國和日本等其他小國會尋求武裝自己,維繫自身的作用,在美中競爭大格局下保護自己。
 
李伊指,作為第十一大經濟體,韓國真正能夠成為東南亞甚至更大區域國家的楷模。一個亞洲國家,能夠成為楷模,重建經濟,美國需要做的就是鼓勵他們邁出下一步,突出美國與該地區國家共同的價值觀,鼓勵他們選擇一條自己喜歡的價值路徑。
 
毋庸置疑,中美貿易衝突的根源很多,不僅僅是簡單的經濟原因,還有政治的、民粹主義的因素,甚至還存在誤讀、誤判,但只要仔細診斷,理性思考,做出修補還是可能的。要解決中美貿易衝突,方法很多,需要探索。
 
即使中美雙方存在根本性的戰略差異,美國更應該考慮如何積極對華接觸,堅定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而不是率性而為,無視WTO機制。對話總比對抗好。老調重彈,中美和則兩利,鬥則兩傷。世界輸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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