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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視野還需凸顯人間情懷
Ecological view needs to highlight human feelings
張介嶺 [第3432期 2018-12-03發表]
從18世紀80年代開始,一場史無前例的、意義深遠的革命席捲英格蘭,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從此,工業革命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展開,至今方興未艾。 
 
在這兩百多年歷程中,科技進步激勵人類戰天鬥地,改造自然,改變了人完全依附於自然的地位。然而,工業文明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生態環境危機等一系列問題,直接威脅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2018年3月,聯合國支持的一份生物多樣性研究報告稱,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洲可用淡水減少了一半;過去十年,歐洲42%的土地物種已經減少;至2048年,全球人口最為稠密的亞太地區可利用漁業將降至零。
 
據聯合國最新估計,全球每年有近1300萬公頃的森林被砍伐,相當於希臘或尼加拉瓜的國土面積。
 
科學家警告,人類對自然的毀壞與氣候變化的危險程度一樣,正在迅速侵蝕世界為數以億計的人口提供食物、水和安全的能力。
 

歷史教訓觸目驚心 



1986年4月26日,位於烏克蘭北部靠近白俄羅斯邊境的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機組突然發生爆炸,造成30人當場死亡,逾8噸強輻射物泄漏。這起核泄漏事故還使核電站周圍6萬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320多萬人受到核輻射侵害,成為迄今人類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嚴重的事故。圖為今年4月26日,在白俄羅斯斯拉夫哥羅德市,人們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紀念碑前獻花。(新華社圖片)
 
不容否認,工業化進程在推動人類社會迅猛發展的同時,導致了氣候變化、大氣污染、酸雨、臭氧層破壞、資源枯竭、水污染、固體廢物、地面沉降、生物多樣性變化、赤潮、水土流失、災害頻發,直接威脅着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盤點20世紀發生的十大環保事件,可謂觸目驚心:
 
1、馬斯河谷煙霧事件
 
比利時馬斯河谷工業區人煙稠密,煉油廠、金屬廠、玻璃廠密佈。1930年12月1日至5日,河谷上空出現強逆溫層,煙囪排出的含有氟化物的煙塵無法擴散,二氧化硫濃度一度高達25~100毫克/立方米。數千居民胸痛、咳嗽、呼吸困難,短短一周之內就有60多人喪生。
 
2、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
 
從上世紀40年代初開始,每年夏至初秋,洛杉磯就會出現一種淺藍色煙霧,使人眼睛發紅,咽喉疼痛,呼吸憋悶、頭昏、頭痛,妨礙農作物及植物生長,加速橡膠製品老化,材料和建築物也受腐蝕。最後發現,形成淺藍色化學煙霧的主因是尾氣排放。當時,洛杉磯擁有250萬輛汽車,每天消耗1100噸汽油,排出1000多噸碳氫化合物,300多噸氮氧化物和700多噸一氧化碳,由此產生的碳氫化合物在紫外光線照射下發生化學反應。
 
3、多諾拉煙霧事件 
 
美國匹茲堡附近的多諾拉市座落在馬蹄形河灣內側,兩邊有約120米高的山丘。1948年10月26日清晨,陰冷無風,出現逆溫現象,並持續了兩天,令市內化工廠排出的二氧化硫等有害氣體無法擴散。至12月31日,全城近半數人身體不適,其中20名65歲以上的老人很快死亡。
 
4、倫敦煙霧事件 
 
倫敦曾長期使用燃煤採暖,市區內還有許多熱電​​站。1952年12月5日,倫敦處於高氣壓中心位置,數日無風。由於逆溫層作用,煤炭燃燒產生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塵等污染物蓄積,造成連續數日大霧,逼迫所有飛機停飛,汽車白天開燈行駛,行人走路都困難,呼吸疾病患者猛增。12月5日到8日,死亡人數達4000人。
 
5、水俁病事件 
 
在日本南部熊本縣水俁鎮,一家氮肥公司將含汞廢水排入海灣,經生物轉化後形成了甲基汞,再通過食物鏈使人畜中毒。1953年,最先發病的是貓吃魚後痙攣跳海自殺, 此後亦有病人的症狀與貓類似。患者開始時口齒不清,步履蹣跚,繼而面部癡呆,全身麻木,耳聾眼瞎,最後神經失常,直至躬身狂叫而死。至1991年,日本環境廳公佈的中毒病人仍有2248人,其中1004人死亡。
 
6、富山事件 
 
富山事件又稱“骨痛病事件”,是指1931年之後,這一地區出現一種怪病,患者全身關節、神經、骨疼痛,行動困難,甚至呼吸都會有難以忍受的痛苦。到了患病後期,患者骨骼軟化、萎縮,四肢彎曲,脊柱變形,骨質鬆脆,連咳嗽都能引起骨折。
 
直到1963年才查明,骨痛病與三井礦業公司煉鋅廠的廢水有關。19世紀80年代,神通川上游成為鋁礦、鋅礦生產基地,企業長期將含有鎘的廢水排入河中,污染了水源。再經灌溉轉移至食物中,導致骨痛病。到1972年3月,骨痛病患者達到230人,死亡34人。
 
7、四日市事件
 
1955年,由於日本四日市的十多家石化廠終日排放二氧化硫氣體和粉塵,導致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哮喘病、肺氣腫在內的呼吸系統疾病在這一帶迅速蔓延。1964年四日市連續3天煙霧不散,不少哮喘病患者因此死去。
 
此後數年四日市多次發生煙霧事件,期間二氧化硫和粉塵年排放量達13萬噸之多,大氣中二氧化硫濃度超標5至6倍,煙霧厚達500米,有害氣體和金屬粉塵相互作用生成硫酸等物質,成為成哮喘病的主因。據日本環境廳統計,截至1972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患者多達6376人。
 
8、米糠油事件
 
1968年3月,日本九州、四國等地幾十萬隻雞突然死亡,檢驗發現雞飼料中有毒。同年6至10月,福島縣先後有4家13人染上病因不明的皮膚病。該病有明顯家庭集聚性,病患在日本各地逐年增多,實際受害人在13000人以上,震驚世界。
 
調查發現,大牟田市一家食用油廠生產米糠油時,為降低成本使用了持有性有機污染物多氯聯苯(PCBs)液體作導熱油,混進了米糠油中,生產米糠油的副產品——黑油又被作為家禽飼料售出,造成人畜中毒病亡。
 
9、切爾諾貝利核洩漏事件
 
1986年4月26日,因管理不善和操作失誤,烏克蘭基輔市郊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反應堆爆炸起火,大量高能輻射物質散發到大氣層中,造成共計50餘人死亡,另有數百人受到嚴重放射性傷害。核電站周圍的莊稼全被掩埋;距電站7公里內的樹木全部死亡,此後半個世紀內,10公里內不能耕作放牧,100公里內不能生產牛奶。此外,核污染飄塵給鄰國帶來了嚴重災難。由於放射性物質的廣泛污染,後續性傷害難以估計。
 
10、劇毒物污染萊茵河事件
 
1986 年11月1日,瑞士巴塞爾市桑多茲化工廠倉庫失火,近30噸劇毒硫化物、磷化物與含有水銀的化工產品隨滅火劑和水流入萊茵河,順流而下150公里內60多萬條魚被毒死,500公里以內河岸兩側的井水不能飲用,靠近河邊的自來水廠關閉,啤酒廠停產,有毒物沉積在河底,嚴重破壞了萊茵河生態系統。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如此種種,無不給世人敲響了環保警鐘。
 
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R.Carson)出版了《寂靜的春天》一書 ,揭露了化學農藥尤其是DDT的廣泛應用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被視為當代環境保護運動的先驅。之後,公眾環境意識開始覺醒,環保運動在西方國家風起雲湧。
 
有識之士呼籲,GDP行之不遠。全球生態系統危機四伏,人類不能以犧牲大自然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除了經濟指標之外,還要有其他衡量發展的方法。
 

人與自然關係成焦點

 
在上述背景下,人們開始反思人與自然的關係,在20世紀後半葉引發了一場關於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爭論。
 

在現代社會,人類的活動對自然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原油泄漏、水富營養化造成水藻瘋長、土地沙漠化帶來的沙塵暴等現象屢見不鮮。圖為2012年2月15日,海南三亞一海灣,養殖污水排入大海處富養了綠藻一片。(視覺中國圖片)
 
長期以來,人類中心主義影響着許多人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態度,其核心觀點是,在人與自然的價值關係中,只有擁有意識的人類才是主體,自然是客體,這意味着人類擁有運用理性力量和科技手段改造自然和保護自然實現目的和理想的能力。為此,在人與自然的倫理關係中,應當貫徹“人是目的”的思想,任何時候說到“價值”都是指“對於人的意義”。
 
回看歷史,人類自誕生以來,一直在思索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從形形色色的人類中心主義,到五花八門的非人類中心主義,再到生態中心主義,一些學者逐漸把道德客體的範圍擴展至生態系統,將人類的道德關心延伸到了動物和所有生命,甚至對整個自然界都給予道德承認和保護。
 
所有這些理論,無疑對深化人類對如何處理與自然關係的認識很有裨益。毫無疑問,人類的一切活動,包括環保活動,都應該是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以人類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
 
我們建設生態文明,不能簡單地以大自然為目的,即使有佛陀的胸懷,其深層著眼點一定也應以人為本。簡言之,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是保護自然環境的行為依據,也是評價人與自然關係的根本尺度。否則,任何環保活動,不管怎樣娓娓動聽,終將迷失方向。
 
事實上,人類面臨的環保困境,並非人類中心主義之過,而是源於人類中心主義的極端化。一些人無知、貪婪和短視,為了局部利益任意破壞環境、濫用資源,逐漸走向了自然的對立面,招致自然對人類的報復。那些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對自然一味征服和索取的行徑,看似是以人類為中心,實質是為了小眾利益不惜“踐踏世界的一切”,是在給整個人類自掘墳墓。
 
針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責難,上世紀70年代以後,西方學者開始重構人類中心主義,反對“人類統治主義”、“人類征服主義”、“人類沙文主義”。他們認為,造成人類生存困境的根源不在於人類利益本身,而在於人類對自然認識上的誤區。為了當代人和後代人的利益必須尊重自然規律。
 

生態恐怖主義一念成魔

 
令人憂慮的是,在五花八門的環保運動中,出現了許多激進分支,包括深層生態學、生態女性主義、社會生態學、生物區域主義,等等。其中還有一些特別激進的團體,如“地球優先!”、“地球解放陣線”等。這些組織對破壞環境的行為訴諸暴力,宣揚“破壞是最好的解決”,被稱為生態恐怖主義、綠色恐怖主義等等,帶有濃郁的生態原教旨主義色彩。
 
例如,2011年7月14日,“綠色和平組織”示威者闖入澳大利亞坎培拉一個試驗農場,將半公頃可望降血糖、改善腸道健康的轉基因小麥搗毀,而這些小麥是轉基因麥種在澳大利亞首次室外試驗的一部分。
 
再如,“綠色和平組織”把原始落後的生存狀態理想化,認為保持原始才是高尚的,進而反對一切大型經濟開發項目,美國聯邦調查局曾給該組織定性為“生態恐怖主義組織”,對其進行跟蹤調查。
 
據FBI統計,僅在2003年至2008年間,生態恐怖主義者造成了2億美元的財產損失,美國多個州也頒佈了針對環保恐怖主義的法律。“911事件”反恐重點調整後,FBI通緝名單上仍有生態恐怖分子的名字。
 
專家認為,生態恐怖主義與普通環保的區別是,前者認為環境保護的終極目的是保護大自然,而後者則認為是人類發展。
 
顯而易見,我們在討論生態視野時須有人間情懷,這不僅應體現在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之上,還應反映到自然與民生之間的關係之上。即使撇開生態恐怖主義這樣沉重的話題不談,無論如何,推動環保不能不食人間煙火。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環保組織阻止美國著名遺傳學家和植物病理學家、世界"綠色革命之父"布勞格將新型小麥技術引入非洲,到香港就能否利用郊野公園內小量生態價值不高、公眾享用價值較低、位於邊陲地帶的土地用作公營房屋、非牟利的老人院等非地產用途的爭論,都充分說明生態原教旨主義是如何無視民瘼,損害民生。
 
毋庸諱言,那些錦衣玉食、生活在舒適的高樓大廈中的環保精英主義者是沒有資格拿環保說事,置基本民生於不顧,固執地堅持一切都必須原封不動,容不得半點改變的,與古時“何不食肉糜”何差?
 
綜上所述,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在環保方面走過很多彎路。事實上,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也吃過不少環保苦頭。可以預言,隨着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人口的急劇增加,人類面臨的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
 
必須意識到,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生態文明關係關乎人類未來,我們別無選擇,必須保護自然,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利用率,開發可再生資源和非耗竭型資源,同時,還應正確處理環保與發展之間的關係,與大自然共生共榮,維護生態平衡,造福子孫後代。
 
正如美國學者墨迪所指,“直到人類真正認識到他依賴自然界,並把自己作為自然界的組成部分時,人才把自己真正放到了首位,這是人類生態學最偉大的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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