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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開發第三方市場 中日助亞經濟再起飛
Cooperatively developing the third-party market China and Japan help Asian economy take off again
香港中觀研究所所長、香港資深媒體人 劉瀾昌 [第3430期 2018-11-05發表]

10月2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來華進行正式訪問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新華社圖片)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這次訪華,是時隔七年後日本首相首次正式訪華,合作成果頗豐。中國和日本的合作,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經濟體的合作,僅此已足以顯示意義不凡,尤其在當下美國領導人對華已發難挑起貿易摩擦,及已準備也對日本施壓縮減貿易逆差,並要逆經濟全球化大潮而行的當下,一衣帶水的兩個經濟大國的合作影響深遠。筆者相信,中日合作尤其在協力廠商市場的新合作,將對亞洲發展的再起飛展現強大的推動力。
 

中日關係回暖升溫

 
安倍此時此刻訪華,自然是首先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所形成的龐大市場,一直被日本經濟界視為該國走出因被美國逼簽“廣場協議”而陷入的“迷失的二十年”困境的必由之路。安倍訪華,重要的戰略目的就是為日本未來繼續利用“中國市場”、“中國因素”做長遠鋪墊。因此,中日時隔五年再簽貨幣互換協定,協定規模為2,000億元人民幣,較5年前的那份互換協議擴大10倍之多。這除了減少受美元控制及盤剝,更是擴大中日之間貿易的有力舉措。在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共同見證下,中國海關總署與日本關稅局還簽訂“經認證的經營者”(AEO)制度互認安排,簡化進出口通關手續。業內預計獲得AEO認證的中日企業間貿易通關時間至少縮短三分之一,有利雙邊貿易擴大。對於安倍來說,這也是對付特朗普將要加諸於日本之上的另類貿易戰的“中國牌”。
 
所以,特朗普在網文中說,“安倍看重的是中國的市場機遇,帶了500多人的企業代表團去了北京,很可能簽協議。”他一方面酸酸地說:“安倍去見習主席沒什麼了不起”;另一方面,又威脅說,“我和金正恩的會晤,以及即將舉行的第二次會晤,都會鞏固半島的和平。朝鮮威脅消失,就是我的一大政績。現在,半島不再威脅我們。我一直想撤回駐紮日本的美軍,日本的安防應該由日本自己負責。我們不能花錢保護別人。”特朗普還說,在我眼裏,日本曾是一個佔了我們便宜的交易夥伴,而且現在仍有可能繼續佔我們的便宜。日前,我們已告知國會,將和日本開啟“貿易談判”。
 
二戰結束以來,美國藉美日軍事同盟控制日本,日本也以美國為靠山,並由此形成二戰後的亞洲格局。中國的崛起,已相當大程度改變了這個格局,若然特朗普當下真的處處點火也真的“火燒日本”,逼得安倍多備一條後路,那麼中日走得更近,亞洲的格局以至全球多元化的格局必然有更大的變化。自然,中日美三者關係是一個複雜的關係,在三者互動過程中充滿了變數,只是在特朗普霸凌的政策之下,美國市場充滿不確定性,日本傾華因素增加,中國也有加大與日經貿往來分散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的需要;還有,新科技和工業革命,為兩國的合作提供新的廣度和深度,總之增加兩國經貿關係的因素強化。再加上,日本領導人對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有所節制;東海問題也出現好勢頭。之前,中國對釣魚島的巡航常態化,日方與中方簽署避免海上衝突的機制文件實際默認了中國的執法行動,釣魚島形成實際雙方共同控制的新常態;這次中國同意日本的要求,儘早重啟東海油氣田共同開發,重新落實“讓東海成為和平之海、希望之海、合作之海”的共識。可以說,長期影響中日關係的歷史問題和主權利益問題有所緩解。因此,相信在可見的未來,中日關係在回暖且升溫,有可能上升至新高度。
 

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成新動力

 
目前,中日兩國間的貿易額巨大,已近三千億美元的水平,而且兩國合作的潛力還相當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次中日合作有一個耳目一新的概念:第三方市場合作。有國際評論指出,中日兩國達成這一共識是一個突破雙邊範圍的創舉,表明日方不但能夠積極參與中方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在其他國家地區開展合作投資開發,在政治互信背景下,雙方優勢互補,形成合力對協力廠商實施開發建設,既有利於協力廠商投資建設的成功,也可減少中日雙方損耗。說白了就是,將以前中日之間在第三國看來是惡性競爭的局面,轉化為合作發展,顯然這樣做,標誌着兩國關係能夠在更廣闊的利益層面上開展合作、尋求雙贏空間。
 
提起中日競爭,人們都必然想起泰國高鐵項目和印尼高鐵項目,中日相爭使到第三國可以利用中方壓日方,同時又用日方壓中方,最後導致中日都無利可圖不說,最後也使到項目難以順利開展。
 

2018年10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出席第一屆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並致辭。(新華社圖片)
 
事實上,中日高層早就意識到問題所在,在去年中日關係出現回暖勢頭,便開始思考第三方市場合作問題。今年9月25日,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工作機制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當時,北京經濟界就總結出五大亮點:第一,第三方市場合作是中日經貿關係深化升級的新動力。中國和日本同處東亞生產網絡,雙方的產業鏈、價值鏈高度融合銜接。開展該項市場合作,有助於實現雙方優勢互補,是促進雙方產業貿易合作的新契機。第二,可以打造中國與發達國家共建“一帶一路”的新模式。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合作,事實上已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展開第三方市場合作模式,只是日本作為發達國家身份特殊,具有特別意義。中日兩國簽署了《關於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備忘錄》,其實是從制度政策保障完善和合作平台有效性範疇,消除了日本商人的不必要顧慮,也減少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不必要阻力和成本開支。第三,第三方市場合作創造了“一帶一路”區域合作互利共贏的新典範。中日兩國在第三國實施共同項目,不僅能夠擴大兩國經貿領域的合作,也有助於東道國的經濟發展,開創“1+1+1>3”的共贏新格局,也是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發展的好模式。第四,基礎設施建設是中日協力廠商市場合作的重點領域。大型基建項目所需投資額巨大,建設週期長,面臨的金融、社會和安全風險大。中日企業合作開發,能將中國的裝備製造產業基礎、勞動力成本競爭優勢與日本先進的管理經驗、工程技術等相結合,建立起以項目實施為核心、“直接投資+對外貿易+融資合作”的新模式。此外,製造業產能合作、物流通道對接、電子商務、節能環保等領域,中日雙方也具有較強的合作基礎。事實上,兩國企業已經在第三方市場合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經驗。例如,2015年起,日本最大的物流公司—日本通運開始同中國鐵路總公司合作,協助在華日企借助中歐班列開展通往中亞和歐洲的定期運輸業務,並於2017年9月開始提供連接中日港口、中亞和歐洲的陸海聯運服務。此外,中國中信集團、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泰國正大集團多年來一直互持股份,共同拓展三國和其他市場。
 
當下,泰國“東部經濟走廊”,有可能成為中日在第三方市場合作的示範性旗艦項目。在首次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工作機制會議上,兩國經濟部門高官重點探討了泰國“東部經濟走廊開發計劃”合作項目的可行性。早在上世紀60年代,日本企業便開始進入東南亞市場,製造業、金融業、基礎設施等多個領域在東盟國家都具有較高的市場佔有率。目前,日本是東盟最大的外資來源國和第二大交易夥伴。而最近十幾年,中國同東盟的經貿合作飛速發展,自2009年起中國取代日本成為東盟第一大交易夥伴,也是僅次於日本和美國的東盟第三大外資來源國。目前,中日泰三方高層合作意願強烈,而具體發展戰略有較高契合性,而且大型企業已主導先行,為三方結成了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打下基礎,因此,各方都認為這一項目的開展前景亮麗。
 

2018年10月25日,北京天安門廣場懸掛中日兩國國旗,迎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華。(視覺中國圖片)
 

重燃克拉運河工程可能性?

 
不過,筆者認為,中日泰三方不妨將目光放得更遠大一些,可以積極思考泰國克拉運河的大型工程項目。
 
克拉地峽,位於泰國的春蓬府和拉廊府境內的一段狹長地帶。是馬來半島北部最狹窄的地方,寬僅56公里。北連中南半島,南接馬來群島,地峽以南約400公里地段均為泰國領土,最窄處50多公里,最寬處約190公里,最高點海拔75米。
 
如果在此建設克拉運河,全長約102公里,400米寬,水深25米,船隻進入太平洋不必穿過馬六甲海峽,繞道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可直接從印度洋的安達曼海進入,航程至少縮短約1200公里,可省2至5天航運時間;以10萬噸油輪來算,單次能省下35萬美元的運費。這不僅惠及中國廣東、福建、上海、江浙等沿海地帶,有助中國加強與東南亞、中東、非洲、歐洲各國的貿易往來,也對於日本、韓國等國的商業貿易都將造成重大影響。當下,超過1100萬石油桶通過馬六甲海峽,估算到2030年,馬六甲海峽的石油運量將會達到2200萬桶,亞洲至少有三分之二的石油都需要經馬六甲海峽輸送。一旦克拉運河建成,當可起巨大的分流作用。
 
早於17世紀,泰國便有在克拉地峽開鑿運河,打通東西兩岸的構想。約100年前,泰王拉瑪五世正式提出開鑿克拉運河的計劃,但基於經濟和技術原因而未能實際推動該計劃。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日本侵佔東南亞,同時支配了泰國的政局,也有在克拉地峽開闢運河的計劃。但日本還來不及實施計劃,戰局已經逆轉,並最終戰敗。1970年代,這個構想再次被提出,但由於泰國南部是該國少數以伊斯蘭人口為主的地區,當地的穆斯林居民長期進行脫離泰國的分離主義活動,泰國的中央政府擔心在南部開鑿運河後,便會把當地與泰國腹地分割,加劇政局不穩,因此運河計劃長期被多屆政府擱置。2004年在任的泰國總理他信,提出透過建設克拉運河,吸引國際石化行業進駐,推動泰國成為亞洲石油中心,並以此增加泰國的就業機會,但礙於建設費用龐大,泰國內部仍有不少反對聲音,加上國際局勢變化和隨後泰國政局多年不穩,所以仍未能開建。
 
2014年,由中國柳工集團、徐工、三一重工等中國企業牽頭的克拉運河籌建小組開始運作,但是很快便停滯不前。2015年5月19日,中國駐泰國大使館表示,這項協議是民間行為,不涉及政府,只是在進行可行性研究。 
 
無疑,這是一項投資巨大的工程,不是個別民間企業自發可以完成,必須有國家參與支持。筆者想到,中日當下開始進行第三方市場合作,似乎正可為這個巨大的工程項目提供了可能性。中日同是這條運河的受益國,同時又具備資金和工程技術能力,合作開挖這條運河是沒有困難的。因此,在中日合作建設泰國“東部經濟走廊”的同時,筆者認為可以同時思考籌劃克拉運河工程。相信,這一工程動工,不僅是中日合作達致新水平的標誌,也將帶動整個亞洲經濟再起飛,必是亞洲發展達致新的里程碑,意義極其深遠,也令人極其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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