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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地氣 大失民心——論台當局防疫的紓困與振興
Unreliable and unpopular —On the bailout and revitalization of the Taiwan authorities' epidemic prevention
潘錫堂  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第3466期 2020-05-25發表]
為防堵新冠疫情,各國紛紛撒錢救經濟,救內需。反觀台灣,只見防疫“超前部署”,但搶救經濟、內需上,卻始終慢半拍,以致飯店、旅館倒成一片,下一波製造業災情恐也將陸續爆發,蔡英文當局提出新台幣1.05兆元以“打假球”手法救市,根本難以撐起台灣“經濟防疫網”。很多國家已宣布對全體人民每人發放現金,台灣還在糾結消費打8折的酷碰券何時上路。尤其各國政府均大筆預算救經濟,台灣卻僅對300萬名勞工發放現金補貼,其他人只考慮給折扣券或抵用券,論規模已是“小家子氣”,推動振興的速度也比許多國家落後好幾拍。
 

▲截至5月10日,台灣連續28天無新冠肺炎本土確診病例。圖為5月9日,在台北市南京西路商圈,市民戴上口罩自我防護等待過馬路。(新華社圖片)  
 

蔡當局紓困振興經濟對策既慢好幾拍 又失民心

 
新冠疫情肆虐,首波影響台灣的旅遊、航運等服務業,蔡當局即喊出要補貼、要救助,紓困規模一步步拉升,但無論行政管理機構召開再多次紓困說明,企業關門倒閉風潮並沒有減少,主因在於“只聞樓梯響”。而這些紓困振興措施,說得冠冕堂皇,究其實或華而不實,或不切實際。如行政管理機構宣稱紓困預算總額上兆元新台幣,然而其中7,000億元新台幣是貸款協助(專案融資),要經銀行審查通過才借得到錢。那些亟待融資救命的,不少是中小企業和個體戶,對他們而言紓困門檻何其高不可攀。
 
尤有甚者,產業經濟先後陷入困境,失業人數攀升,將對台灣整體經濟形成惡性循環的壓力。以目前無薪假人數激增的速度,極可能在5月底就突破2萬人。接下來的數月,失業率與無薪假數字只會愈來愈糟。這顯示,企業受疫情影響而營業緊縮,對台灣就業的衝擊就是失業率增加,勞工工時減少或放無薪假,數萬人收入減少,甚至完全沒有進帳。然而,檢視蔡當局的紓困措施,不免讓人質疑,這些紓困措施真的能成為及時雨嗎?
 
隨着台灣的疫情逐漸趨緩,台灣民眾對行政管理機構現有或規劃中的紓困振興措施也越來越感到不耐與憤怒,並隨着《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修正案三讀通過而急劇升高。網路上嘲諷、謾罵的字句也日益辛辣,即可知蔡當局各部門提出的紓困與振興方案是多麼不食人間煙火。例如:以針對小攤商、個人店家的“小規模營業人”50萬元新台幣紓困貸款而言,依行政管理機構規定,必須有稅籍登記才可申貸;依此規定,勢必導致許多亟待紓困的“小規模營業人”求助無門。然而,台灣無稅籍登記的“小規模營業人”數量很龐大,而這些地下經濟業者均被排除在50萬元紓困貸款之外。
 
再以現金救助而言,蔡當局先是排除現金救助,後在輿論壓力之下推出針對300萬人發放現金的紓困措施。然而,被蔡當局匡列進現金救助的300萬人之中,有逾四分之一本來就是接受台當局救助的中低收入戶,也有逾一半是因疫情首當其衝的旅遊業、自營業者等從業人員。尤有甚者,蔡當局紓困方案之發放現金,是類似薪資補償,對特定條件的企業員工、特定職業類別與特定勞工給予3萬~6萬元新台幣不等的薪資補貼。看起來根本就像是“政治樂透”,凡是被蔡當局欽點到的族群即可獲得相關補貼,反之,只能自認倒楣。再者,蔡當局之許多個人性質的薪資補貼方案,必須透過事前申請與行政部門的審核。問題是有不少產業之整個產業鏈上、下游相互影響的關係,很難以具體文件證明,於是造成整個紓困方案充滿不公平的現象。
 
台灣經濟部門先前規劃的振興消費的方式有兩種,一是新台幣800元的振興抵用券,金額太少、還要綁住宿,更需拆開分四類通路去使用;另一則是結合行動支付的酷碰券,依完成三讀立法的《紓困條例》,共追加新台幣1,500億元預算,其中111億元將用於發行酷碰券。儘管國民黨一再呼籲蔡當局將酷碰券改發現金,還是不被採納;然而,民進黨團強勢表決通過增編111億元發酷碰券,但不到24小時,即因外界一片罵聲,台灣經濟部門只好說會持續檢討,原預計4月底推出酷碰券,只得暫緩。
 
要言之,酷碰券最糟糕之處有二,一是必須使用特定商家發行的行動支付,若無手機或無使用這些工具的人,全被排除在外;二是要求必須先花錢消費才有補助,酷碰券才會回饋四分之一給你,每月最高也僅1千元新台幣。這不但無法振興消費,且對社會弱勢極不公平,連民進黨“立委”都批評,窮人可能因沒錢消費而放棄1千元酷碰券,堪稱“排貧條款”。說穿了,民進黨蔡當局硬不要消費券,只因2008年時把馬英九當局的消費券政策批評得一無是處,現在自然拉不下臉來;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蘇貞昌又硬拗說,發放現金的振興方式容易造成儲蓄,而不會去消費。如此本末倒置的蔡當局,既不知民間疾苦,又濫用財庫資源,最後恐收不到什麼消費助經濟的功效。
 
再者,若要對疫情紓困並振興經濟,必須重在既簡單、又公平,以產生最大擴散效果為原則。美、日、香港、新加坡等都是直接發放現金紓困,除可看出疫情衝擊經濟之險惡,也是意識到救急的重要,除兼顧中下階層的生活困境,並間接利用消費挹注企業。對企業而言,只要有涓滴進帳,就能多撐一天,就有更多勞工可免於被裁員。然而,蔡當局卻沉浸在“抗疫有成”的虛無自滿之中,不但紓困慢好幾拍,在民間疾呼加快紓困或發放現金時,蔡當局卻在精挑細選誰准許領、誰不能領,更一再拒絕聆聽外界的合理建議,一意孤行,堪稱若非“不食人間煙火”、不接地氣,即是別有用心。
 

蔡當局應在疫情趨緩時鬆綁管制 活絡經濟活動

 
台灣的“五一”連假三天,可視為台灣能否重啟正常經濟生活的關鍵轉折。民眾和商家均期待生活與消費恢復正常,讓經濟回歸活絡;蔡英文當局則既希望打通經濟活路,又唯恐人潮聚集引爆難以預料的疫情。類此“又要標榜疫情控制得宜,又不敢鬆綁社會控制”的矛盾心理,反映了蔡當局自詡的“超前部署”,如今已到了不知如何踏出下一步的境地。平心而論,在防疫與經濟的拉扯間,蔡當局應以較寬鬆的標準對待,民眾則要以較嚴格的標準自律。
 
各種超前部署,讓台灣成為防疫“模範生”,最近持續一段日子的“零確診”及沒有本土案例,雖說仍不可鬆懈,但新冠疫情趨緩也是事實。不過,許多超前部署仍繼續進行,這些有利於防疫,但也會讓經濟活動大受影響。蔡當局在討論紓困的同時,也應一併論及如何降低防疫對日常經濟活動的衝擊,用以兼顧防疫與日常生活。正因如此,“五一”連假前夕,在島內疫情趨緩之下,各景點業者、夜市攤商有如“久旱逢甘霖”,無不認為,此刻也該是蔡當局“還利於民”,讓探底的庶民經濟活動能夠重新復甦。
 
新冠疫情重創全球經濟,台灣也難以倖免,知名餐飲、旅館一家接着一家結束營業。近期台灣防抗疫情趨穩,業者莫不期盼能爭一口氣,搶“五一”連假的商機。復以此次“五一”連假,台灣只有勞工放假,公、教與學生並未放假,因此出遊的人潮勢必低於清明連假,蔡當局可以審慎應付,但不必反應過度。因為對台灣而言,防疫優先思維一定要有,但切勿過分反應而把經濟“掐死”。換言之,蔡當局宜鼓勵民眾在“保持高度防疫意識”之下,開始正常出門旅遊消費,來挽救岌岌可危的經濟。
 
上回清明連假之後,台灣並未爆發本土群聚感染事件,只是“五一”連假前夕已有一段時日的疫情趨緩,蔡當局卻未相對回應,反而緊縮出遊管制,交通部門不僅大舉增加全台警示景點,它所委外設計的APP更是胡亂拼貼,尤其“1968APP”中所謂的大數據運用,根本虛晃一招,圖上顯示之人潮密度忘了考量景區的面積大小,難怪常常出錯。倘若連對島內旅遊均如此漫不經心,交通部門負責人林佳龍大概也從未想過,台灣的全球航線要如何隨着疫情趨緩逐步分航點、分迫切性漸次重啟吧!
 
或許是由於過度耽溺於“防疫模範生”的讚美之中,蔡當局似乎忘了,因疫情而封鎖的各種經濟活動與社會管制,遲早都必須解封重啟。台灣僅400多例確診,但實施管制已超過100多天,卻仍無鬆綁放緩之意。其實,台灣疫情趨緩之際,不對外開放的校園、場館,應開始檢討如何重新開放。殊不知,不對外開放的場所愈多,社會就愈難恢復正常。避免群聚、維持社交距離,或要求戴口罩等防疫措施,應該就已足夠。台灣的疫情並未嚴重到必須禁入餐廳,適當的配套措施,例如梅花座或是透明隔板,應該就是讓防疫與日常生活或經濟活動兼顧的折衷方案。尤其鼓勵民眾分散旅遊地區,避免群聚,鼓勵分散到平日旅遊,讓旅遊產業保有一絲生機,應該會是對經濟衝擊較小的方案。
 
再者,島內紓困的“特別預算”規模有限,只佔台灣GDP的1.1%,這和世界各國動輒10%~30%,堪稱小巫見大巫,導致各種紓困措施雖琳瑯滿目,但補貼的深度和廣度多有限制,難以防止經濟迅速下墜。然而,從對外貿易依存度來比較,2019年第3季台灣外貿依存度高達102.71%,然而外貿依存度遠低於台灣的許多國家,其投入紓困的佔比至少是台灣的2倍,甚至是6倍以上。在此緊急時刻,蔡當局怎能不伸出援手,救救大小企業、攤販、自由業者、失業者、街友、放無薪假的人。蔡當局把疫情對台灣經濟的影響看得如此輕微,若紓困的規模不加大,紓困的速度不及時,紓困的對象不擴大,則勢必會大大害了台灣的經濟。
 
要言之,疫情控制與經濟活動的取捨之間,應取得適度平衡,不宜過猶不及。蔡當局可以在提醒民眾保持防疫警戒下,開始調整社會的防疫氛圍,逐步解除管制、鼓勵民眾進行正常的消費和旅遊。易言之,在疫情稍緩之際,適度讓經濟慢慢恢復正常,各行各業的經濟困境才會獲得紓解,放寬管制產生的振興效果,將遠勝於紓困。
 

不接地氣的蔡當局“萬元紓困之亂”

 
一變再變的疫情紓困方案,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蘇貞昌於5月4日宣布紓困二部曲,包括農漁民及有工作無保的弱勢大約170萬人受惠,還舉例賣玉蘭花及舉廣告牌的人可領新台幣1萬元。消息一出,台灣各縣市區公所擠爆詢問者,結果公所毫無所悉,不知如何處理,民怨炸鍋,原來行政管理機構公文尚未“出門”;而且紓困標準訂得過於繁瑣,基層公務員成了民眾出氣包,申請撲空的民眾也氣得灌爆蘇貞昌的臉書。紓困大亂套,好大喜功的蘇貞昌這回踢到了大鐵板,連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王世堅也負評“防疫95分,紓困59分”,堪稱上演“萬元紓困之亂”,暴露蔡英文當局在政策規劃與執行上的問題。
 
由於蔡當局先前第一波的現金紓困對象太過狹隘,未照顧到許多困苦民眾;因此這次又追加納入“農漁民”及“未加保勞工”兩大族群計170萬人,每人發給新台幣1萬元。然而,因蔡當局對疫情衝擊的評估失準,所以一再追加特定族群,卻總是遺忘一般民眾的艱苦;尤其,蔡當局把紓困視為自己向民眾施恩的“特權”,卻忘了這些資源皆取自納稅人的辛勞所得。為何原本立意良善的一項“德政”會變成了“劣政”呢?主因是高官們一心搶着要表功,卻又對民眾設下層層苛刻的障礙,只顧自己“施恩”的威儀,卻忘了受惠民眾的尊嚴,也忘了縣市政府審核發放的為難;於是,便有了當前怨聲載道的景況。
 
尤有甚者,蔡當局同一案發布的紓困對象,農民可以免申請補貼即自動入帳,而不定時工卻要過五關斬六將等候審核,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事。類此奇怪的差別待遇,除顯示蔡當局“重農輕工”及意圖綁樁的不公平心態,更重要的原因是紓困案的設計本身不夠合理,因而充滿“防弊”戒心,也才需羅列諸多條件勞師動眾地審核。易言之,對於農民的現金紓困,蔡當局完全未將家戶存款的多寡列為審核條件,也毋須提任何勞動證明;但為何對漁民與低階工人卻附加諸多門檻?可見不無有“差別待遇”之嫌。然而,為了防杜少許偽冒,卻讓幾十萬底層勞工為了準備證明資料而往返奔波,其實未必更加明智。
 
總體看來,在此次疫情催逼下的緊急紓困,測試行政體系在最短時間內動員人力物力,紓解民眾“現金短缺、無力生活”的行政能力。此次的“萬元紓困之亂”暴露了如下幾個問題,不容等閒視之。第一,此次紓困方案未讓縣市地方參與即倉促上路,使得縣市政府淪為配合執行的工具人。其實,縣市政府是執行紓困政策的第一線,比較接地氣、了解民眾需求;蔡當局制定政策前,應該要與各縣市充分溝通,研擬好配套措施再公布,以免民眾失望而抱怨連連,各縣市手忙腳亂又成受氣包。尤其,蔡當局關起門來,不聽外界建言,應發放“全民現金”,反而認為是在野黨的“政治陰謀”,各種財經諮詢也排除“非我族類”的專家,使得在偏聽之下思慮難以周全易生誤判。
 
第二,紓困對象有資格條件限制,就應該在媒體宣導,避免民眾誤解,引發民怨。同時,蔡當局跳過縣市政府研擬政策,不僅人力、資源很難即時到位,政策施行倉促,縣市政府更無法一一掌握、做有效的橫向聯繫,第一線基層不得不各自為政,致使亂象叢生。尤有甚者,蔡當局欠缺簡政便民的同理心,連日來各縣市公所承接的民怨,一波波襲向蘇貞昌。其實,台灣推動電子化多年,已掌握家戶所得大數據,為何還要紓困民眾準備一堆資料、填一堆文件,堪稱既擾民,又多此一舉。
 
第三,綜觀很多國家紓困方案,基本上一次到位,所有受補貼對象與方式清清楚楚;反觀台灣“滾動式補綴”法,反而造成“漸進式折磨”,每擴增一個族群補貼,就是對遺漏族群的“心理折磨”。再者,蔡當局未能尊重專業,許多有效施政的訣竅,常是行政體系浸淫多年的中高級官員才全然洞悉;民進黨一執政,“非我族類”就不受重視或無法升遷,這些官員常冷眼旁觀類此“外行領導內行”者出紕漏。
 
總之,觀察蔡當局在防疫期間的紓困及振興任務,兩度通過新台幣數千億元的特別預算,卻因缺乏開闊的視野與胸襟,使各縣市忙到抓狂,蔡當局卻只贏得罵名。蘇貞昌應該從此次紓困之亂記取教訓,秉持參與、溝通、同理心三原則,謙卑與各縣市攜手合作,方能在經濟紓困的下半場,做出能讓台灣民眾有感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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