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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思維暈染重創台灣社會資本
Populist thinking impacting Taiwan’s social assets
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 戴肇洋 [第3426期 2018-09-10發表]
 
年初以來,台灣經濟受到國際經濟復甦之賜,相關景氣指標表現良好,使得“目前是台灣經濟過去20年以來的最好狀況”、“現在是台灣經濟翻轉的時刻”論述,成為最近台灣執政當局以其作為說明兩年以來推動改革的成果;此外,加上年底四年一度地方選舉來臨,為能扭轉執政滿意民調持續下滑的數據及改善執政疲弱不振之印象,台灣執政當局除進行執政團隊再造外,不斷宣示制度改革及政策創新方向。亦即希望透過這些“利多”因素,經過重新包裝,藉以展現執政勇於負責任事態度的積極性,以及發揮團隊調整之效益性。
 

“利多”反引發民怨

 
事實而言,從台灣開始實施民主制度之後的各級政府政黨輪替經驗加以觀察可以發現,任何政黨不論是在執政的期間,抑或是在選舉的前夕,利用執政優勢資源推動制度改革或提出政策創新,希望透過這些“利多”因素,取得民眾好感獲致選民選票,以達到持續執政之目的,乃是所當然,自無特別異議值得加以批評之處。
 
然而,檢視最近兩年台灣執政當局所推動或提出的“利多”因素,似乎未能如願取得民眾普遍的好感,反而引發民眾更多之抱怨。探究其癥結核心在於,此一期間台灣執政當局在推動制度改革或提出政策創新時,並非以“民眾需求”為前提,藉以提高執政滿意民調的數據,以及展現執政親民愛民之印象,而是以“民粹思維”為出發。其所作所為經過日積月累暈染,無形之中終於形塑成為民怨,不但使得台灣社會氛圍陷入極為不安,進而造成長期以來所建立累積頗為和諧互信的社會資本流失。這些實例,不勝枚舉:
 
先從之前所推動的制度改革或政策創新進行檢視,例如:一例一休型態盲目調整,忽略個別產業型態差異;年金制度假借改革操作,引發世代族群仇恨糾葛;不當黨產濫權無限上綱,違背憲法保障私產精神;重啟“南向”佈局迷航,缺乏整體發展策略規劃;前瞻公共建設計劃粗造,罔顧財政安定基本紀律;兩岸關係中止陷入僵局,波及企業全球市場規劃等,不但造成民眾抱怨不斷提高,而且也引發了社會對立快速升溫。
 
再就最近所提出的制度改革或政策創新加以觀察,包括:實施托嬰育兒補助制度,卻又缺乏充分溝通衍生認知不同;降低青年購屋自備款額,卻又無視房價所得之比差距太大;上調基本工資增加幅度,卻又忽略創造完善周延投資環境;利用墓園空間發展綠能,卻又扭曲民間慎終追遠風俗;提出助學貸款延長繳息,卻又增加償還金額負擔壓力;倡言高鐵延伸花東地區,卻又無視成本效益偏低風險等,導致民眾選擇無所適從,更是徒增社會亂象。
 

“民粹”思維重創社會和諧互信

 
為何台灣一個頗互信良好的社會資本,因意識型態民粹思維而摧殘不堪蕩然無存?事實而言,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迄今,台灣社會不但沒有嚴重的貧富差距、沒有大量的外來移民,而且沒有對立的宗教衝突、沒有隔離的種族歧視;不過,卻又在1980年代末期政治解嚴後,由於許多政客越來越自私、短視,使得部分政策越來越傾斜、盲目,加上沉迷民粹、無視民怨,導致社會資本受到重創,最後造成經濟動能向下沉淪,不禁令人感慨。
 
換句話說,最近兩年以來台灣執政當局在內部治理上,假借改革創新名義透過意識型態“民粹”思維,已重創了長期以來所建立累積頗為和諧互信的社會資本。至於其所陷入的迷失,大致可以歸納如下:
 
其一,操作“民粹”思維,引發個別族群、世代、黨派之間相互鬥爭。例如:台灣實施民主政治已經30年,歷經三次政黨輪替,現行執政當局為能迎合深綠民進黨支持者,將違背憲法、無視法律處理不當黨產與轉型正義的作為宣揚“改革”政績。究竟是追求社會公平正義?抑或是清算消滅其他民主政黨?其為所欲為非法行為,不但並未獲致台灣多數中間選民支持,反而掀起社會陷入更加動盪不安,是一項違背法治的改革。
 
其二,利用“民粹”思維,引導特定目的、方向、議題之間相互矛盾。例如:推動年金“改革”無視法律信賴保護原則,而是先行採取替代所得偏高污名軍警公教貪婪,卻未根本解決年金運作欠佳造成收支不足困境,甚至完全跳過更急迫的勞工保險年金可能破產問題;再者,年金改革所節省的財源,不但無法填補盲目投入的前瞻公共建設計劃預算之零頭,而且衝擊已疲弱的內需消費,最後延伸波及經濟成長力道,是一項缺乏效益的改革。
 
台灣執政當局除了在內部治理上陷入“民粹”思維迷失之外,在因應頗複雜的外在環境上,尤其面對經過三十餘年發展已日益深化的兩岸關係,更是陷入“民粹”思維糾葛。因此,在處理兩岸關係相關議題上,不但不願直接承認之前兩岸所達成的“九二共識”共同政治基礎,卻又無法提出更具有前瞻突破令人耳目一新的創新替代方案,而是選擇意識型態,採取執着硬拗,放任兩岸關係逐漸惡化,導致兩岸官方陷入中止互動往來僵局。此外,加上年底適逢地方選舉,恐讓台灣朝野對立狀況更加險峻,使得兩岸關係更不容易有緩和之空間。
 
儘管,兩岸迄今對“九二共識”定義的認知仍存在着歧見,以及對政治主權範圍之見解更是有所不同;但是,無法否認的是“九二共識”是讓台灣民眾可以維護真正尊嚴自主價值的憑藉,以及讓兩岸未來朝向和平穩定發展的選擇。換句話說,若沒有和平穩定發展的兩岸關係,則台灣沒有寬廣活絡的國際舞台,甚至淪為寸步難行地步。
 
承認“九二共識”、認同兩岸同屬一中是推進兩岸關係向前發展關鍵。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副主任劉結一表示,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中,是推進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關鍵,這是繞不開的。不能破壞這個政治基礎,破壞基礎就是破壞兩岸關係。圖片是劉結一在參加第十四屆“湖北·武漢台灣週”,會後接受媒體採訪。(新華社圖片)  
 
很顯然地,雖此一期間台灣執當局隊絞盡腦汁,積極推動制度改革或提出政策創新;但卻又在執行這些“利多”因素的背後,因隱藏極濃厚的“選舉”的考量,而無法擺脫民粹思維之魔咒。尤其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不但不惜違背普世民主法治價值,而且無視社會輿論風評,使得許多制度改革或政策創新形成過程之中,除了忽略社會真正需求即刻倉促上路之外,毫無經過事前完善評估率爾輕率發言,與其說是缺乏深思熟慮,不如形容荒腔走板。這些與民眾期待方向背離的民粹思維,在無形中不斷暈染結果,讓台灣長期以來累積建立頗為綿密的社會資本快速潰散,已嚴重威脅未來台灣的生存發展。
 
誠如十八世紀英國經濟學者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其“道德情操(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書中,特別以極大的篇幅論述人們習慣與社會風尚,其所秉持無私的情緒觀及同情感對後世社會經濟的影響,寓意深遠。此外,近年歷史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則是從觀察歷史盛衰過程中,提出創造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力量的是人們彼此之間互信連結,其對一個互信基礎之下建立社會資本之重要,不言可喻。
    

創造經濟發展奇蹟須以公平正義為出發

 
在學理上,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之中,並非神來一筆即興之作,而是有一套標準的作業程序。按照其程序可以歸納分為:問題釐清及界定、方案評估及規劃、政策選擇及執行、成果檢討及調整等層面。其中,在進行政策選擇時,必須考量主客觀情勢的變化、內外在環境的差異、各項方案規劃的利弊、既有資源準備的難易等條件,再行針對各項方案規劃去蕪存菁、整併,是極為綿密的處理過程,其目的在於使得各項公共政策均能達到預期目標。
 
在此同時,回顧戰後台灣經濟能夠在極短期間內快速復甦,產業能夠在資源缺乏中蓬勃發展,除了依賴許多先進睿智,以前瞻的思維成功推動各項制度改革或提出各項政策創新之外,其最重要的關鍵乃是,這些制度或是政策從規劃至執行過程之中,均是以民眾的幸福安定與社會之公平正義為出發,其無私負責的態度與自愛清廉之風氣,讓我們的社會充滿信心,不斷累積國家進步發展動能,進而創造台灣成為經濟發展奇蹟典範。
 
坦然言之,過去兩年以來,台灣執政當局在民粹思維下所推動或提出的部分“利多”制度改革或政策創新,無形之中已重創台灣的社會資本。畢竟,建立一個較綿密的社會資本頗為不易,卻在彈指之間可以摧毀一切。亦即未來台灣社會所迫切需要的是,並非政黨統獨的爭議、意識形態之對立,而是包括: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賦稅制度的公平改革、青年低薪的解決、貧富差距的縮小等社會氛圍之重新形塑,藉以找回已逐漸流失的社會資本。因此,台灣執政當局如果持續忽略重建社會資本,其頗充沛具有潛力的經濟動能,恐將在彼此互信不足下持續陷入空轉消耗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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