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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香港印度裔與你想像出入有多大?
■ 本刊記者 沈默 [第3519期 2022-06-13發表]

▲特區政府前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左)在印度商人聯誼會舉辦的午餐會議和香港的印度商界人士交流意見。(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圖片)

根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結果,香港現時有584383名非華裔人士(少數族裔),這類人士約佔總人口的8%,其中,印度人有36462人,亦是香港繼菲律賓及印尼傭工後,城中第三大族群,數字不容小覷,但社會關注度卻不高。

大多數內地讀者對於香港印度裔的印象仍停留在:重慶大廈附近穿着廉價T恤,三三兩兩交頭接耳,往遊客手中塞宣傳單的有色人種;抑或是高檔酒店外,裹着頭巾的錫克族保安。

不可否認,在香港,一部分印度人由於沒有居住證,屬於非法滯留者,他們時不時混迹於重慶大廈等平價旅店,不得不從事社會地位較低的工作。但真實的香港印度族群,總體而言,與內地遊客對他們的認知出入巨大。

 

社會精英人士
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印度裔整個族群的職業構成為:經理及行政人員佔比24.1%;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佔比29.2%;文書支援人員/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佔比20.3%;工藝及有關人員、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佔比為2.8%;非技術工人佔比為23.7%......與此同時,香港全部的少數族裔工作人口中,有74.7%為非技術工人。

換言之,香港印度裔中從事非技術工人的比例,遠遠低於香港少數族裔的總體比例,印度裔中從事非技術工人的人數也是除在港白人、日本人、韓國人之外,所有少數族裔中最少的。而印度裔中“經理及行政人員”的比例,則是除白人、日本人、韓國人之外所有少數族裔中最高的。

在受教育程度上,據政府統計處的《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在港印度裔中有7798名15歲以上人士接受過專上教育,佔總數的46.6%,而同年,全港人口接受過專上教育的比例為32.7%,遠低於印度裔,顯示在港印度人的受教育程度相當不錯。

此外,除了初來乍到的新移民,在香港,印度人社區還有另一個面貌。他們是接受英式教育的社會精英人士,是跟隨英國人來港的首批印度人的後代,他們坐擁半山豪宅,擁有流利的中英雙語能力以及強烈的港人身份認同。

這些印度裔出現在香港,與香港特殊的歷史環境有關。

大家知道,印度和香港都曾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作為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幅員遼闊,人口稀少,所以需要從殖民地中抽調人手,輔助管理遍布全球的所謂“領土”。

此時,身體強壯民風強悍的印度錫克族人,便成為英國人眼中香港警察的首選,此外,語言不通也反而成為該民族的優勢,在一定意義上打擊了香港警察當時的貪腐風氣,1906年,香港警隊的1050名成員中,僅印度人就佔了411名。

與此同時,一群印度人順勢飄洋過海到香港營商或謀生,在香港商界逐漸站穩腳跟,成為社會中、上流精英。香港能夠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他們其實功不可沒。

1877年,香港進口貨物43%來自印度,同年香港出口貨物中有17%是發往印度的;印度金莫赫和盧比甚至曾經一度成為香港的法定貨幣;而香港滙豐銀行在1864年成立時,13名創始成員裏就有3人是印度人。此外,天星小輪與香港大學的創始人中,都出現過印度人的身影。如今香港有部分街道或建築物還是以這些印度人來命名的。例如尖沙咀麼地道,就是以印度富商麼地(Sir Hormusjee Naorojee Mody)命名,麼地曾捐出港幣15萬協助成立香港大學。而在上世紀80年代,印度裔控制的貿易公司產值,加起來更佔到了香港GDP的10%。

除經濟貢獻外,在港的印度裔社群,還曾在抗日戰爭期間與華人社群結下深情厚誼。

翻查資料發現,1901年,駐港英軍中的印度錫克族教徒在灣仔修建了一座高兩層的拱頂錫克廟,這座廟在日後發展中逐漸成為港島地標之一。抗日戰爭期間,該錫克廟遭受日軍兩次轟炸,所幸廟宇結構沒有被完全破壞,期間廟內依據傳統派發免費膳食,且來者不拒。也就是在戰爭期間,一些華人走投無路,不得不走到廟內求生,這段經歷,也令本土華人對錫克教徒的好感大大增加。

當然,在21世紀,受惠於印度IT業發展,不少科技新貴也開始加入移居香港的行列。這部分人學歷高,薪水高,職位亦相當不錯,據一香港IT從業者稱,這些技術新移民中,不乏有做到高等管理崗位的。

 

印度裔仍在遭受恆常化歧視


但即便印度裔已深深植根香港,但有時僅憑膚色與穿著,這些以印度人為代表的南亞族裔被問及原籍何處時,也時常會經歷尷尬瞬間。

在這座自詡“多元包容共融”的國際大都市中,包括印度裔在內的膚色較深的少數族裔備受歧視是不爭事實。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梁旭明指,自己採訪過很多少數族裔青年,過半在求職過程中曾遇到僱主臨時“搬龍門”:例如部分南亞裔青年操流利廣東話,在電話面試中,僱主已要求青年第二日上班,但當僱主瞥見他並非華人的時候,突然改口,說職位已滿,或藉口中文書寫等問題,將青年拒之門外。

此外,近年來媒體報道中也屢將“南亞裔”與“衛生條件差,鼠輩出沒”等固有印象聯繫起來,讓這些南亞裔承受“恆常種族歧視”。

而少數族裔勞動人口的社會與經濟地位也確實處於社會底層,根據特區政府2018年2月發表《2016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每五個少數族裔住戶中便有一個活在貧窮之中,南亞裔兒童貧窮率更高達33.6%。

但我們必須認清,在香港的少數族裔是自力更生的族群,貧困並非因為懶惰。

據政府統計處的《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香港少數族裔整體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是 85.9% ,遠高於全港人口的60.8%。除去外籍家庭傭工後,少數族裔人士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是64.5%,仍高於全港人口的58.7%。

事實上,促進族群共融對香港來說,不僅有社會意義,更有經濟價值。根據麥肯錫的一項有關文化多元與企業表現的研究,擁有高族群/文化多元性的管理團隊,其所屬企業的“稅前息前利潤”(EBIT)較其他同業高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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