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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勞工:香港經濟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Migrant worker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ong Kong's Economy
本刊記者 李文慧 [第3476期 2020-09-21發表]
對於首次踏入香港的遊客,可以明顯地感受到這是一座充滿西方氛圍的中國城市,中式佳餚,寺廟和麻將,融合殖民色彩的建築、法院和下午茶,中英雙語為媒介傳播信息…都強調了這種歷史性的中西調和。香港是典型的“大熔爐”,種族雜糅,有許許多多來自其它國家和地區的外來勞工。
 
根據2016年的人口普查,香港735萬的人口中,有58.4萬屬非華裔,佔香港總人口的8%。其中菲律賓人佔全港所有少數族裔人士的31.5%,其次是印尼人,佔26.2%,她們大多數是家傭。
 
緊隨其後的第二大族群是南亞人,他們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和斯里蘭卡。在南亞裔人士中,印度人口最多,佔全港所有少數族裔人士的6.2%。其它歐美人士總共佔少數族裔人數的10.0%,他們大多數來自英語國家,包括英國、美國、澳洲和新西蘭等等。
 

外來勞工對香港功不可沒

 
許多東南亞家庭在香港歷史中佔據了特殊的地位。早期,印度人對殖民地的經濟發展和保衛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經營國際貿易,將中國的茶、絲、瓷器和香料運往印度和西方,交換鴉片、棉花、服飾和其他商品,也有人從事鉆石珠寶銷售。
 
1864年,滙豐銀行的13名創始委員中,有兩名印度巴斯人和一名印裔猶太人;一名印度巴斯人創立了天星小輪,這是印度人對香港最顯着的貢獻。百年來,白綠相間的小船仍載着乘客悠悠地穿梭在海港兩岸,海風輕拂,心神蕩漾,天星小輪被列為世界上“十大最令人雀躍的輪渡”之首;同樣也是一名巴斯人主催及捐助成立香港第一所高等教育機構——香港大學。
 
到20世紀70和80年代,香港成為主要的工業中心,本地的印度裔貿易公司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產值共佔整座城市生產總值的10%。本地公司有能力生產大量的優質產品,卻沒有語言或金融手段把產品外銷。而印資公司擁有全球聯繫的金融網絡,讓他們可以把產品推銷海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這種聯繫至為重要。裁縫製衣是南亞人喜愛的行業,醫生、教師、工程師等行業也有他們的身影。這座城的主要建築工程,也少不了南亞建築工人。
 

菲傭撐起香港家庭半邊天

 
說到香港的外籍勞工,就不得不提起一個龐大的群體——菲律賓女傭。每到節假日,香港的尖沙咀、中環、金鐘等地的人行隧道、過街天橋、公園以及一些露天的休閒場所儼然變身為“小馬尼拉”,菲傭等外傭的身影充斥其中。
 

▲週末大批聚集在中環的菲傭(李文慧攝影)
 
她們大多數是女性,年輕瘦小,皮膚黝黑,有着典型東南亞人的特徵,三五成群圍坐在硬殼紙板上,以老鄉劃分,聊天,聚餐、互換食物,唱歌跳舞,打牌、賣東西等等,氣氛一片輕鬆歡樂。一過週末,這些地方又變得像沒有人來過一樣。
 
在高速運轉的香港社會,在香港僱用菲傭是一件相當平常的事情。2019年政府規定菲傭的起薪是4,630港元,大部分菲傭的月工資不到5,000港元。菲律賓女傭絕大部分擁有高中或大專以上學歷,她們能夠熟練照顧嬰幼兒,護理老弱病人,能夠熟練講英語,因而深受香港僱主的歡迎。
 
香港經濟經歷了後工業化的結構型轉變,成為全球金融中心及知識型城市後,市場大量需要高技術、高學歷的勞工,其實很多女性接受過高等教育,能夠適應、達標新市場的要求,但作為家庭主婦,即使有工作能力,卻受到家庭的牽絆而不能被公司聘用。
 
而有了菲律賓女傭承擔起家庭崗位,參與家庭勞動,女僱主便可外出工作,放手讓菲傭進行家庭管理,自身可以更好地在職場發揮自己的專長。
 

掙脫“中環價值”的菲傭現象

 
在香港大大小小的事情,幾乎都無法掙脫資本主義文化的主流論述宰割,而主流論述的核心考量是經濟效益的計算,這種經濟邏輯幾乎成為一種“霸權”,使整個城市漸漸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在這樣一個極度一元的資本主義文化中,總有一些“無名小人物”跳出框架,包括在街上非法擺攤的小販、棲身尖沙咀文化中心的露宿者,以及每逢週末及假期在中環皇後像廣場聚集的菲律賓女傭。
 
這些散居全港的菲律賓女傭反行其道,在香港在中環這樣一個拼命強調“經濟”、“效率”和“致富”的地方,掠取娛樂的空間,享受閒暇的生活。她們的操作與行動,完全與中環設定的操作南轅北轍。她們趁虛而入,周而復始地以片段的方式插入中環皇後像廣場的空間,且持續地操作時間,讓事件發生,以便能夠將這些時間轉化為更進一步的“機會/資源”(opportunities)。
 
無可否認,菲律賓女傭成功演繹了以弱勝強的藝術,因為她們一再以獨特的方式改造、挪用,因而抵抗了“商品”的既有用途與意義。這顯示出另一幅圖像:異鄉勞工重拾社群及文化上的正面感覺,她們不盡如想象中處於完全被動的弱勢。
 
菲律賓女傭的長期如此操作,也導致地方資源發生了變化。由於菲律賓女傭需要致電遠方的親人,有些電訊公司見有利可圖,特地增設臨時國際長途電話停供其週日使用,甚至週六下午安裝上電話亭供菲律賓女傭使用,星期一上午就搬走。此外,位於中環心臟地帶的商場,也成為貼近服務菲律賓女傭的店舖集中地。若有人星期日身處其中,肯定有走進馬尼拉商場的感受。
 

勿冷漠“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許多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在香港已經生活了好幾代,他們的日常生活與語言已經完全習慣於本地華人社會,但正因為這種表面上的同化,反而令他們的宗教信仰、文化傳統“不被看見”。表面上,香港華人對少數族裔的“不理不睬”,可以理解為包容和沒有明顯的種族歧視,沒有紛爭,似乎這也是個優點。不過這種“優點”其實帶有許多幸運的成分。可是,我們的運氣能夠維持多久呢?
 
香港的“國際性”不可能建基在大多數人對其它種族文化的無知之上,也不可能純粹建立在運氣之上。少數族裔未必是我們想象中遙不可及的他者,相反,他們可以是我們的對照。認識少數族裔,不等於要把他們同化,並入我們的大家庭裏,相反,我們要理解彼此的差異,從對方身上學習自己對他人的到的責任,進而可反省到本身既有的身份問題——我們身份內的異形與雜質。
 
所以,極容易受外圍影響的香港,如何更好地增加群體的文化認同性,處理好種族、宗教的問題,消除就業歧視,包括工作待遇、平等權利和教育程度不被承認等問題,如何使外籍勞工更好地帶動香港經濟繁榮向好地發展…是當代香港社會應該思考的問題。
 
因為看不見鄰人,其實,也就是看不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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