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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壇“特使”
馬浩亮 [第3455期 2019-11-04發表]
國家副主席王岐山近日作為“國家主席特使”,相繼出席了印尼總統佐科就職儀式以及日皇德仁即位慶典。印尼是東南亞地區的第一大國,日本更是舉足輕重的主要大國,且都是G20成員。中國派出王岐山這一“正國級特使”出席典禮,這被看作是對中印、中日關係的看重。
 

特使級別,各有不同

 
特使,顧名思義是肩負特殊使命的差遣角色,有時也稱特別代表,有臨時的,也有常設的。常設特使作為官方代表專責處理某領域事務。而多數時候,出席外國領導人的就職、葬禮、國家紀念慶典等,派遣特使乃是臨時的禮儀性特使。此外,開展對外談判、外交斡旋、出席國際會議,屬於政治性特使。大多數“特使”雖非正式編制,但因為來自最高領導層的授權,其一言一行都被看作是最高領導的代表,具有很高的權威和分量。
比如去年5月中美貿易談判之時,中方代表劉鶴,在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等一長串職務之前,首先冠以“習近平主席特使”頭銜。這體現了中方對談判的重視。其後,隨着中美磋商陷入僵局,中方不再以“特使”名義與會。
 
更多的特使,是禮儀性的,代表國家領導人出席外國的就職儀式、喪禮、國慶慶典、重大國際賽事開幕式等場合。但其級別、規格各有不同,從正國級、副國級,到正部級、副部級都有。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按照通常的外交禮儀,級別高低往往被用以衡量重要程度。
 
比如最高規格的“正國級特使”,在十八大以來,只有4次。第一次是2014年9月,國家主席特使、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出席聯合國氣候峰會,發表主旨發言。第二次是2017年10月,張高麗再次以“國家主席特使”身份,赴泰國出席普密蓬國王葬禮。第三次是2018年9月,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作為“習近平總書記、國家主席特別代表”,參加朝鮮70週年國慶。第四次即是此次王岐山赴印尼、日本兩國出席典禮並進行訪問。在中美關係膠着的關頭,此舉對於維繫中日關係穩定發展,是重要的利好信號。
 
副國級特使範圍更廣,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都可以被授權為特使。不僅僅是出席儀式,也可以特使身份對他國進行正式訪問。
 
如今年7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東明作為國家主席特使,出席了毛里塔尼亞總統就職儀式。今年1月,巴西總統博索納羅就職儀式,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吉炳軒以特使身份出席。去年津巴布韋總統姆南加古瓦就職,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蘇輝前往。去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作為國家主席特使,訪問羅馬尼亞和波蘭兩國。至於兩位外交領域的主管,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擔任特使的次數就更頻繁了。
 
今年1月和7月,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兩次以國家主席特使身份前往拉美,分別出席了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連任儀式以及巴拿馬總統權力交接儀式。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工信部部長苗圩、文化和旅遊部部長雒樹剛等,也都執行過類似的特使任務。
 
此外,還有副部級官員擔任特使的例子。如2015年7月,國家主席特使、國家旅遊局局長李金早赴湯加出席圖普六世國王加冕典禮;同月,國家海洋局局長王宏作為特使出席密克羅尼西亞總統就職儀式。
 
而除了“國家主席特使”,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宋濤訪問朝鮮、越南、老撾、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向各國執政黨通報有關情況時,頭銜則是“總書記特使”。有時是兩個頭銜並用,同時代表黨和國家。如栗戰書2018年參加朝鮮國慶慶典就是“總書記、國家主席特別代表”。2016年11月,時任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前往出席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葬禮時,身份也是“總書記、國家主席特使”。
 
特使的選擇,往往與其負責的工作相關。如2014年張高麗作為特使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因其在國務院分管發展改革、環境保護等與氣候變化有關的工作。2016年10月,亞吉鐵路建成通車儀式在埃塞俄比亞舉行,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作為國家主席特使出席。發改委作為主管重大基建的職能部門,是亞吉鐵路的重要參與方。2018年8月,分管體育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出席了雅加達亞運會開幕式。
 
再如,2013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向巴平措作為特使出席蒙古國總統就職儀式,向巴平措是藏族,而蒙古國也是信奉藏傳佛教的地區;同年,全國政協副主席王正偉出席馬里總統就職儀式,王正偉是回族,而馬里是穆斯林國家。這兩個例子中特使的選取,都考慮了一定的文化宗教淵源。
 

專職特使制度折射外交話語權

 
有一些常設特使,作為官方代表專門處理特定事務。十八大前,中國曾設立過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中東問題特使、非洲事務特使、中國-太平洋島國論壇對話會特使。這些特使非一次性授權,而是長期負責專項外交工作,均由資深外交官擔任。如中東問題特使吳思科、朝鮮半島問題特使楊厚蘭、非洲事務特別代表劉貴今、氣候變化談判特別代表于慶泰等。劉貴今還擔任過達爾富爾問題特別代表,赴蘇丹斡旋。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特使並非“國家主席特使”,有時稱“中國政府特使”或“外交部特使”,都均代表中國官方。專職特使制度,是中國主動承擔國際責任的體現,也標誌着中國發言權、話語權的增強。 
 
十八大後,特使崗位顯著增加。2014年,設立了“阿富汗事務特使”,首任特使孫玉璽是資深外交官,歷任中國駐阿富汗、印度、意大利、波蘭大使。現任阿富汗事務特使鄧錫軍,此前擔任駐阿富汗大使。兩個職位的區別在於,駐阿富汗大使常駐該國處理中阿關係;而阿富汗事務特使則要在眾多國際多邊場合參與解決阿富汗問題。
 

中國政府阿富汗事務特使鄧錫軍
 
2015年8月,首任“中國政府拉美事務特別代表”殷恒民履新,主要職責是協助外交部領導處理涉拉美地區事務。現任特別代表劉玉琴,此前擔任中國駐古巴大使。
 

中國政府敘利亞問題特使解曉岩
 
2016年3月,中國政府任命解曉巖出任“敘利亞問題特使”,以推動敘利亞問題最終妥善解決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解曉岩曾任中國駐伊朗大使、駐埃塞俄比亞大使兼駐非洲聯盟代表。
 

中國政府中東問題特使翟雋
 
2019年9月,翟雋接任“中國政府中東問題特使”,翟雋曾擔任外交部副部長以及中國駐利比亞大使、駐法國大使。今年10月中下旬,翟雋相繼訪問了埃及、沙特等中東大國,開始融入新角色。現任非洲事務特別代表許鏡湖,2016年上任,曾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長。
 

中國政府非洲事務特別代表許鏡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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