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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中國上將群英譜
馬浩亮 [第3449期 2019-08-12發表]
時隔兩年,中央軍委在八一建軍節前夕舉行晉升上將軍銜儀式,10位正戰區級將領由中將晉升為上將。至此,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共有26位現役上將。包括空軍上將5人,海軍上將4人,武警上將2人。陸軍上將有15人,其中3人出身火箭軍,1人來自戰略支援部隊。
 
中國自1988年恢復軍銜制,而後時隔五年直到1993年再第二次晉升上將。自1994年起,開始規範化,基本固定為逢雙年晉升。至2006年再有變化,頻率縮短為每年晉升一次。但這一慣例在2018年被打破,沒有晉升上將。
 

空軍司令員丁來杭上將
 
按照規定,海軍、空軍、武警,在上將軍銜面前加前綴,如今年新晉升的“空軍上將”丁來杭、“海軍上將”袁譽柏、“武警上將”安兆慶等。而陸軍、火箭軍等統一授上將,不加前綴。火箭軍雖然升格為獨立軍種,但沒有像海軍、空軍那樣設專屬軍銜。至於軍委機關、戰區、戰略支援部隊、聯勤保障部隊、軍委三大直屬院校等屬於混合編組,由不同軍種調配組成,官兵依然佩戴各自的軍銜。
 

南部戰區司令員袁譽柏上將
 
將領如果調至軍種任職,則需要相應改授該軍種的軍銜,如果調任軍委機關、院校、戰區,則無需更改軍銜。如安兆慶由南部戰區空軍政委調任軍委裝備發展部政委時,繼續佩戴空軍軍銜,但在調任武警政委後,則改授武警軍銜。袁譽柏由北海艦隊司令員調任南部戰區司令員,繼續佩戴海軍軍銜。
 

戰鬥英雄受重用

 
按分布看,在26位上將中,軍委領導層及軍委機關8人,戰區7人,軍種10人,軍事院校1人。在原來舊體制下,僅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兩個單位在高峰時期就曾有近10名上將。由於在軍改和裁軍中,大力壓減機關單位和非作戰部隊規模,大批軍委機關部門、軍事院校普遍降格,領導崗位裁減。如今軍委聯合參謀部、政治工作部各只有1位上將。負責指揮部隊和管理部隊的戰區、軍種則佔據了絕大多數上將席位,這是軍事資源向一線作戰部隊傾斜的具體表現。 
 
現役26位上將中,有參加過越戰的戰鬥英雄,有參與載人航天和嫦娥探月工程的航天專家,有組建新型導彈部隊的“導彈少帥”,也有率領遠洋護航編隊創下多項紀錄的海軍將領,顯示了重視實戰統兵和科技強軍的導向。
 
自十八大以來的從嚴治軍中,軍委高層要求“一切工作都必須堅持戰鬥力標準,向能打仗、打勝仗聚焦”。現役上將中,有多位曾經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經歷實戰炮火考驗的戰鬥英雄。如中央軍委委員兼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西部戰區司令員趙宗岐、東部戰區司令員劉粵軍等,都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對越作戰中立下軍功。
 
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時,時任連長李作成負傷率全連官兵血戰26天,全連榮立集體一等功,被中央軍委命名為“尖刀英雄連”,李作成也成為著名的戰鬥英雄。劉粵軍當時也擔任連長,作為先頭部隊,為大部隊排雷清障,拔除火力點,他曾手端衝鋒槍英勇突擊,解救出被越軍包圍並已負重傷的副師長,本人榮立二等功,並登上了《解放軍畫報》的封面。
 
實施科技強軍戰略,是加強軍隊質量建設的重點。負責導彈、航天等高精尖科技武器裝備的將領,受到倚重。新晉上將、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李尚福,幾十年來一直在航天系統工作,曾任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司令員、總裝備部副部長、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兼參謀長,兼任過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探月工程副總指揮,在“神舟”、“嫦娥”、“天宮”等重大任務擔任重要角色。
 

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李尚福上將
 
新任軍委後勤保障部部長高津,2017年晉升為上將,目前仍是全軍最年輕的上將。高津出身火箭軍,參與組建解放軍第一支裝備東風-15導彈的整建制部隊。2000年,高津參加華北“世紀大演兵”,受到軍委通令嘉獎,被譽為“共和國礪劍人”。2015年底整合了網絡作戰、航天衛星、電磁攻防等新質作戰力量的戰略支援部隊組建,高津成為首任司令員。
 
隨着遠洋護航常態化、軍事外交多元化,高級將領的國際視野也在不斷拓展。新晉上將、南部戰區司令員袁譽柏,2013年曾擔任中國海軍第14批護航編隊指揮員,赴亞丁灣海域執行護航任務,創下了護航時間最長、正常護航班期和特殊護航批次最多、與外軍聯合演習場次最多等多項紀錄。新晉上將、海軍司令員沈金龍,2014年擔任艦艇編隊指揮員,執行中國海軍首次赴美國夏威夷參加環太平洋軍事演習的任務。
 
西部戰區司令員趙宗岐有豐富的軍事外交經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任團長的趙宗岐被選調入解放軍洛陽外國語學院學習,隨後被被國防部派任中國駐坦桑尼亞大使館武官。2016年,趙宗岐率團訪問巴基斯坦、緬甸,這是軍改組建戰區後,這是首次有戰區司令員出訪。
 

軍種融合打破壁壘

 
多軍兵種聯戰聯訓、協同作戰、融合發展,是近幾年中國軍隊建設的主軸。這也體現在高級將領的選任打破軍種壁壘,提高流動性,多崗位歷練。譬如,新晉上將、中部戰區政委朱生嶺,歷任第31集團軍政治部主任、福建省軍區政委、上海警備區政委、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軍委國防動員部政委、武警部隊政委、中部戰區政委,遍歷集團軍、省軍區、大軍區、軍委機關、軍警種、戰區等崗位。
 

國防大學校長鄭和上將
 
值得注意的,第31集團軍(軍改後整編為第73集團軍)是著名的上將“高產田”。除了朱生嶺,現任中央軍委委員兼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陸軍司令員韓衛國、國防大學校長鄭和、武警司令員王寧也都曾在第31集團軍服役。一個集團軍就貢獻了5位上將。
 
更多空軍、海軍等將領出任軍委機關、戰區領導,打破以往陸軍“壟斷”局面,破除大陸軍體制。今年10位新晉上將中,有多位創造了軍史上的“第一”。如南部戰區司令員袁譽柏上將,是第一位非陸軍的戰區司令員;北部戰區政委范驍駿上將是第一位非陸軍的戰區政委;武警政委安兆慶上將出身空軍,軍改後調任軍委裝備發展部政委,是第一位非陸軍的軍委機關部門主官,今年又跨界調赴武警。
 

北部戰區政委范驍駿上將
 
在提升軍隊將領知識化、專業化大背景之下,許多上將曾擔任軍隊高等學府的掌門人。如空軍司令員丁來杭、中部戰區司令員乙曉光,都曾任空軍指揮學院院長。軍委後勤保障部部長高津、國防大學校長鄭和,都擔任過軍事科學院院長。海軍司令員沈金龍曾相繼擔任大連艦艇學院院長、海軍指揮學院院長。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鄭衛平,曾任國防大學研究生院政委。
 
通常而言,晉升上將需要同時滿足“4+2”兩個條件:一是中將軍銜滿4年,二是擔任正戰區級職務滿2年。而今年晉升的10上將,均滿足這兩個條件。但也有例外。比如陸軍司令員韓衛國,2013年12月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2015年7月晉升中將軍銜,2016年2月任中部戰區司令員。2017年7月晉升上將,此時擔任中將僅兩年、正戰區職務不足一年半。是自1988年恢復軍銜制以來晉升最快的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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