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還沒有結束，世界上許多先知先覺的國家和地區已經先行一步行動起來了，那就是為了恢復經濟的發展提前作好人才儲備的準備，譬如，近期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紛紛調整入境簽證政策或者推出新的移民政策，以吸引各類人才的入境；美國政治內鬥雖然十分嚴重，但不少美國政客對美國的人才問題卻十分重視，目前，美國國內對放寬人才簽證政策的呼聲不斷升高；歐洲的德國、英國、比利時、芬蘭、希臘、丹麥等國家，也都在推出各類引才計劃，大幅放寬工作簽證審批程序，試圖留住年輕人才；而日本不僅想方設法吸引高端人才，甚至普遍的低技術工人也成為吸引對象，日本甚至跑到泥泊爾去動員尼國公民到日本打工。全球正在掀起新一輪的人才爭奪戰，這一點無論生活在香港的市民還是內地人士都能夠深切地感受到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中國與美國之間正在展開的芯片領域人才爭奪戰、新能源產業領域人才爭奪戰、5G、6G通訊領域的人才爭取戰、高端製造領域的人才爭取戰，等等。事實上，全世界各國和地區只要有條件都會根據自身條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因為全世界都明白一個道理，人力資源是生產力的第一要素，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好不好，儘管有很多影響因素，但起決定性作用的一定是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與本地經濟發展與轉型要求相匹配的各類具有勞動技能的人才，亦即人力資源。所以，培養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是各國發展經濟的第一要務。
面對全球正在上演的人才爭奪戰，香港決不能無動於衷，置之度外，而必須全面檢視自身存在的問題，及時跟進調整，改善香港的人才結構，創造更加良好的人才生存與發展環境，否則有可能追悔莫及，產生難以挽回的不良後果。眾所周知，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成為全球矚目的國際金融中心之後，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對香港趨之若鶩，尤其是香港的金融產業，由於從業人員收入高待遇好，因此，一直是全球金融人才聚集的高地。大量金融人才湧向香港，在推動香港金融產業發展的同時，也使得進入香港的門檻越來越高。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之前，進入香港的門檻對普通人才來說已經高不可攀。當時在香港看來，只要香港願意，世界上就沒有吸引不來的人才。
事實上，1997年之後，能夠移居香港的大多數新港人主要是港人在內地的配偶及其子女，這些港人在內地的配偶及子女不需要任何技能和學歷條件就能通過排隊申請單程證移居香港，而真正意義上的高學歷、高技能人才卻很難進入香港，一般必須在香港工作滿七年，才能申請到香港的永久居民身份。雖然香港也為高技能人才開闢了專門通道，即實施所謂的優才計劃、專才計劃，但在這些計劃實施之初，由於申請條件過於苛刻門檻太高，因此，能夠通過該渠道進入香港的專才、優才少之又少。雖然港府之後放寬了條件、降低了門檻，也的確吸引了一批專才、優才進入香港，但由於檢討放寬的周期太長，完全不能夠適應香港經濟轉型對人才的需要。因此，在香港形成了一種人力資源嚴重錯位的局面，也就是缺乏工作技能的人口比例越來越高，而有一技之長的專業技術人才佔比越來越小。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經濟屢遭打擊，元氣大傷，香港產業空心化、結構單一化、傳統產業老化等問題開始暴露出來，香港社會發現，香港經濟迫切需要轉型升級，這個時候香港社會也才發現，香港已經進入老齡社會，雖然金融行業人才濟濟，而科研人才和產業技術人才卻嚴重匱乏，完全不能適應香港經濟轉型的要求。進入21世紀，全世界掀起了一場以信息化、智能化為特徵的新型產業革命，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則成為這場產業革命的中國領頭羊，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異常迅速，而香港因為缺少科技人才，不知如何是好，20年過去，香港經濟轉型還在原地踏步。近幾年來，香港的人才政策有了比較大的調整，但是，這種調整仍然是局部的、短期的、有限的，屬戰術性的小調整，缺乏與香港經濟轉型相適配的全局性、系統性、長遠性戰略安排布局，尤其在當下，香港的競爭優勢正在不斷弱化，競爭對手你追我趕，香港經濟轉型升級的內地要求正在急切地呼喚戰略性人才政策的誕生，使香港不僅能夠吸引全球各路人才，而且能夠有效地培養出自己的急需人才，從而為香港的經濟轉型升級創造條件。否則，香港的經濟轉型仍然會步履維艱，產業升級難以成功，最終被一個個競爭對手所超越。
對於香港人才政策的調整，香港社會各界已經有了不少有益的思考和建議，比如，有工商界人士提出，香港的人才政策應該向新加坡看齊，甚至應該比新加坡更大膽一些；還有立法會議員建議，只要是香港企業和機構需要的專才，無論來自世界哪個地方，應無條件取消各種條件限制；有專業人士建議，香港和深圳的各類人才應該互聯互通，自由往來，兩座城市形成合力必能夠吸引全世界更多的人才蜂擁而來，等等。
我們建議港府應該成立專門的人才政策檢討辦公室，廣納民意，全面檢討，立足香港，廣泛借鑒，放眼長遠，戰略布局，為香港的長遠發展與輝煌再現奠定人才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