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雜誌查閱
按總期數:第
按年份期數:
 首頁 > 博雅論道 > 正文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研究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網絡報告(2020)》之九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網絡 發展的挑戰(上)
Challenges of innovation network development in the GBA (I)
■ 藝衡 [第3497期 2021-07-19發表]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綱要實施兩年多來,廣深科技創新走廊建設不斷推進,正逐步構建起一條連接廣州、深圳、東莞的“一廊十核多節點”科技創新經濟帶。這是5月26日拍攝的中山大學深圳校區“中大城”已經啟用的一期西園和二期建設現場(無人機照片)。廣深科技創新走廊“中大城”是集科研、創新、生態於一體的區域教育高地、醫療高地和創新高地,以生物醫藥產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和先進製造業為主導產業。(新華社圖片) 

城市群內部創新網絡發展程度仍然較低。區域創新網絡的發展要以城市群的發展為依託,城市群是區域創新網絡發展的載體。創新網絡發展的不完善,是制約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驅動趕超其他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原因。粵港澳大灣區依然面臨着網絡結構的挑戰,表現在創新主體發展不平衡問題日益突出,城市群內部競爭加劇和治理能力較為滯後等方面。

按照聯合國三元評估體系,對關鍵因素進行了更為細致的分解,報告將大灣區創新發展的挑戰歸納為四個方面:企業活力與要素流動,行政壁壘與雙創能力,區域競爭與雙創環境,治理能力與雙創績效。

 

釋放企業活力促進要素流動的挑戰


一、創新要素配置不均限制企業活力 

大灣區企業的創新側重與步調不一,阻礙企業間創新要素的自由流動。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創新側重有較大差異,東莞側重生產技術創新、廣州側重生物醫藥創新,而深圳側重互聯網簇群與科技創新,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灣區企業間創新投入結構的異質性,也反映出灣區各城市企業間的創新資源難以形成聚合力。

同時,除了衍生的新領域,較多原先處於邊緣領域的企業退出了創新網絡,主要是因為與其知識鄰近的領域也發展狀況欠佳,很難形成新的創新要素組合。此外,絕大多數的大灣區創新活動只發生在大企業內部的研究與開發機構,或集中於大灣區中心區域城市,而大灣區次級“邊緣”城市區域,如所屬地位於肇慶、江門等城市的企業,其專利申請數量遠低於所屬地位於深圳、廣州的企業,故企業間的發展差距、地域間的創新能力也不利於大灣區整體創新網絡的發展。

二、企業競爭排他抑制創新網絡優化

企業間競爭的排他性對於大灣區創新網絡的整體形成造成一定的負面效應。競爭有利於企業獲得感知創新壓力的存在,並加速創新進程,但同時卻分散了企業有限的內部資源,且高頻率的對外技術交流也不利於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精力聚焦,不易形成自身獨特的技術能力。粵港澳大灣區內中小企業聚集,其與大型企業相比,受資金、技術、人才等因素限制,很難自主進行研究與開發,也無法頻繁與其他企業或大學研究機構合作創新,其創新網絡的發展受到一定限制。

此外,由於商業機密的存在,且出於對專利產權的保護,企業往往更多採用的是一種封閉式模式進行技術創新。一方面,過分地強調對技術成果的控制,導致企業很多研發項目囿於自身的能力限制而被擱淺;另一方面,對外部的競爭環境的掌握程度不夠,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大灣區創新網絡的發展。

目前,創新性技術人才的流動性有不斷加大的趨勢,然而由於企業競爭的排他性,以深圳、廣州為代表的大灣區節點城市的企業對人才的吸引力及人才待遇要遠高於肇慶、江門等城市的企業,這意味着大灣區人才流動的“馬太效應”在不斷增強,即優秀人才都有意向深圳、廣州的企業聚集,但肇慶、江門這些城市的企業卻面臨着人才流失且相對匱乏的局面,這不利於粵港澳大灣區整體創新網絡的發展。

三、企業路徑依賴阻礙創新網絡推進

對巨頭公司的過度路徑依賴會嚴重限制粵港澳大灣區企業的創新網絡推進。大灣區內地企業在對外合作中更加偏向於與直轄市或者省會城市進行合作,其中合作頻率居於前列的城市分別為上海(77.78%),北京(66.67%),重慶(44.44%),天津(44.44%),武漢(44.44%),西安(44.44%)。這些地區創新環境較好,聚集了許多巨頭公司,它們成為了大灣區內地企業的重要合作對象。然而,在與巨頭公司的合作中,由於巨頭企業在一些行業內擁有大量的知識產權與專利,所以本地企業的話語權與參與度都較小。一些大灣區企業逐步發展成為巨頭公司供應鏈的下游,卻忽視了與本地企業的聯繫與創新合作。另一方面,在同期知識產權與專利數量的對比中,粵港澳大灣區企業起步發展時明顯不如巨頭公司,其制約了大灣區企業向產業鏈和價值鏈兩端攀升,創新不足使大灣區企業路徑依賴明顯,常常使其鎖定在低效狀態,阻礙其創新網絡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粵港澳大灣區孵化了大量創新性企業,大量與巨頭公司之間有合作經驗的企業從各個產業中衍生出來,而粵港澳大灣區內部企業之間卻缺乏互補性資產,從而導致企業創新網絡發展的滯後。 

大灣區企業的發展應該擺脫對巨頭公司的過度路徑依賴,加強粵港澳大灣區企業的內部合作,尤其是企業與科研院校之間的知識產權方面的合作,激勵灣區企業的創新發展,促進企業互補性資產的培育,加速推進大灣區企業形成強而有力的創新網絡。

 

破除行政壁壘改善合作環境的挑戰


一、制度壁壘依舊制約城市群網絡創新

制度壁壘是粵港澳三地實質性合作深入及整體創新推進的巨大障礙。粵港澳大灣區涉及多個城市和地區,在行政體系方面的制約不僅表現在同香港澳門之間,廣東各市也存在明顯的行政壁壘的問題。

一方面,由於“一國兩制”的基本國策,香港與澳門為特別行政區,其行政機構職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廣東地區習慣於用發展戰略、規劃來引導經濟發展,對經濟與創新活動進行管控與調節;香港和澳門則遵從自由發展的理念,政府機構對於技術創新活動缺乏引導。同時,港澳地區在技術合作與創新方面較難與內地行政機構進行直接對接,這導致三地政府之間存在溝通困難與執行能力不足問題,引致粵港澳三地合作實質性進展較慢。

另一方面,大灣區範圍內的廣東九市之間也同樣存在着明顯的行政界限,行政壁壘問題依舊嚴峻,且尚未形成統一協調的管理機構。因此,如何協調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各地區經濟創新活動發展,突破現有的行政體系制約因素,實現城市群網絡創新是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

 
▲由大灣區5G產業聯盟、中國移動香港、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及香港科技園公司首度聯合主辦的“第一屆大灣區5G應用創新大賽”暨頒獎典禮於2020年11月20日圓滿結束。比賽以“5G,建構美好生活”為主題,吸引超過55個參賽單位角逐多項殊榮,並收穫豐碩多元的5G產業應用方案,推動大灣區智慧城巿群發展。(圖片來源﹕香港科學園) 

二、城市行政等級造成雙創環境差異

粵港澳大灣區內部行政等級化制約着城市群網絡的發展速度。行政等級的不同導致了政府政策、社會福利、基礎設施等各方面的巨大差異,並加劇了灣區內部發展的不平衡。香港與澳門作為我國的特別行政區,享受到較大的制度紅利,加上國際化程度較高等自身因素,具有良好的創新環境。深圳與廣州作為廣東省的中心城市,掌控了區域內外的大部分創新資源,其中兩市共佔據了大灣區區外74.81%的創新資源。同時公司與科研機構數目眾多,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與更好的就業環境,加上政府完善的配套政策,吸引着各地優秀的創新人才。對於灣區其他城市而言,能夠享受到的國家紅利與上述四個城市有一定差距,加上市場活躍程度、人才集聚程度等也相對落後,導致了專利數量與創新能力的差距。綜上,區域內不同的行政等級劃分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大灣區內部發展的不平衡,制約了城市群網絡創新的發展速度。

三、各地政府的獨立性使創新要素流動困難

大灣區各城市的政府具有極強的獨立性,使創新資源產生區域性分割,創新要素難於流動。政府部門通過為創新的直接主體提供良好的創新環境和服務條件,間接參與創新活動和創新過程,是創新活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目前大灣區各城市政府獨立性較強,其更傾向於將創新資源在自己所在的轄區內流動,甚至加強行政壁壘,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本地的經濟與創新活動的發展。然而,這也間接地影響大灣區城市之間創新資源的自由流動,從而影響區域合作及一體化進程,嚴重地制約了城市群網絡創新的形成。大灣區各地政府必須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樹立起合作共贏的“共同體”概念,推進大灣區創新的整體發展。
 


經導全媒體矩陣
經典時刻
總編輯話你知
識港--在這裏認識香港
《經濟導報》電子雜誌3501期
新時代新征程
經導系列雜誌-《中國海關統計》
《經濟導報》經典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