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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研究報告》之十三 深圳雙創發展面臨的挑戰(下)
"Shenzhen’s ‘Public Entrepreneurship, Mass Innovation’ Research Report” Chapter thirteen Challenges of Shenzhen’s Public Entrepreneurship and Mass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art B)
藝衡 [第3430期 2018-11-05發表]

39年前默默無聞的“小漁村”,如今已成為管理人口超2000萬的現代化國際都市,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崛起,印證改革開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史上的奇迹。圖為深圳市南山區後海總部基地片區以及深圳灣片區。
(新華社圖片) 

 

雙創方向面臨的挑戰

 
一、行業標準規範缺失
 
以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為例。在中國智能道路上,面臨着眾多瓶頸需要突破,智能技術標準不統一及用戶體驗差是其發展的首要問題。在眾多挑戰中,超過半數企業提到智能技術標準不統一,遠高於其他挑戰。在權威檢測機構看來,許多傳統企業轉型做智能硬件,其產品質量難以跟上市場需求,很多企業甚至不知道怎麼做才能合格,市場仍存在不規範。
 
深圳機器人行業也存在同樣問題。儘管深圳工業機器人企業眾多、規模較大,但由於缺乏標準,質量參差不齊。企業間缺乏溝通,各自進行技術難題和專項攻關,沒有形成合力,也浪費了資源。從深圳幾家較大的工業機器人企業來看,各企業產品應用的領域不盡相同,企業的目標市場也存在差異,在不同程度上也抑制着深圳工業機器人的快速發展。面對國外巨頭的打壓,工業機器人的發展有必要發展“政產學研用”相結合的發展模式,以組建聯盟推動行業標準建立,加強機器人產業鏈各環節的技術創新,顯著提高工業機器人的可靠性。否則,下一步的發展會陷入瓶頸。

二、簡政放權改革受到上位法的制約

深圳市現有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均有明確的法定依據,其設定權絕大多數在國家、省層面,要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新要求,對其進行調整(包括取消、轉移、下放、內容調整)均會與上位法衝突。法律、法規、規章的剛性規定,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深圳市率先自主實行簡政放權改革,以致一些符合經濟社會發展實際要求、方便企業群眾的改革舉措無法順利推行。
 
例如,對於機動車維修經營,深圳市的行業發育已比較成熟,且《機動車維修管理規定》(部門規章)、《汽車維修業開業條件》(國家標準)等也有詳細的規定和技術指標,完全可以取消行政許可,通過實行承諾備案、強化事中事後監管等方式實現對該行業的有效管理。但是,機動車維修經營許可的設定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屬於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地方政府無權擅自取消或調整。
 
又如,在政府投資項目審批中,建設項目水土保持方案審批、人防工程初步設計報建審核、建設工程消防設計審核等工作專業性技術性較強,且已有相應國家技術規範標準,完全可以不再由行政機關直接進行審批,改由社會第三方技術機構獨立審查並對審查結果負責,行政機關直接認可第三方審查結果並予以備案即可。但是,這三項行政審批的設定依據分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防空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由審批調整為備案實質上是對三部法律的修改,在法律沒有修訂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沒有授權同意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擅自調整涉嫌違法,改革風險很大。
 

從“三天一層樓”創造“深圳速度”起步,中國改革開放的信心與決心在這裏宣示。從“1天51件發明專利”勇攀“中國高度”再出發,高質量發展的衝鋒號角在這裏吹響。站在全新的時代方位,鵬城深圳高擎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偉大旗幟,以更加昂揚的姿態續寫改革史詩。圖為航拍的深圳前海。(新華社圖片) 

三、央地不協同引致產業發展存在玻璃門
 
以跨境電商為例。深圳跨境電商存在的“關”、“稅”、“匯”、“檢”、“商”、“物”、“融”不通問題,實質是地方新興商業模式與中央既有垂直管理體系之間的矛盾。
 
深圳跨境電商存在的問題很多 ,比如跨境電商出口企業普遍遇到採購環節開票難、出口退稅難、不退反徵、出口商品申報價格受限、查驗率高、知識產權侵權、退換貨難、融資難等問題;境外電商平台遇到商品追溯難、F2C包裹出口退稅難等問題;關、檢、匯、稅等監管部門則遇到實貨監管風險大,企業申報數據真實性、準確性難以判別,各部門間協同性差等問題。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實際上根源於地方上跨境電商商業模式快速演進與關、檢、稅、匯等中央垂直監管體系緩慢匹配之間的矛盾,跨境電商領域在問題央地化的行業裏比較突出,直接指向中央垂直監管體系要改革目前適應於傳統一般貿易的、大宗貨物的監管和服務保障,加快系統性適應深圳等地方上跨境電商新商業模式。《中國(深圳)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實施方案》規劃建設跨境電商“單一窗口”平台(深圳跨境電商通關服務平台),打通“關”、“稅”、“匯”、“檢”、“商”、“物”、“融”,正是應對問題央地化的重要舉措。
 
深圳監管部門只能監管跨境電子商務產業鏈的深圳部分,對其餘部門沒有監管能力。
在跨境電子商務產業鏈的國外部分,深圳監管部門沒有監管能力,只能監管跨境電子商務產業鏈的深圳部分,“管一半”成為深圳跨境電子商務市場監管的一個難點和缺失。目前對“另一半”的有效監管缺失成為限制深圳跨境電商健康發展的重要問題,深圳需要加強對外國的協調,探索建立國外跨境電商經營主體經營信息數據庫、建立相應負面清單等制度。
 

雙創環境面臨的挑戰

 
一、初創企業成本較高
 
伴隨最近兩年深圳樓市的火爆,深圳的租金水平漲幅超過23%,核心區域商業寫字樓的租金漲幅甚至超過40%。此外,深圳平均工資的漲幅也超過了26%。租金和勞動力成本的劇烈上升加上市場競爭的空前激烈,讓深圳創業者備受煎熬。
 
深圳市尚未取得投貸聯動的試點。民營及中小企業依然存在融資難、競爭力弱、人才引進難和市場開拓成本高的難題,對雙創企業在國內市場開拓、緊缺人才培訓、企業信息化建設等方面企業經營成本依然偏高。企業在發展中的債權融資依然佔主要渠道,缺乏有效的多樣化融資渠道。
 
深圳住房成本處於高位,相對劣勢明顯(見表4-1)。智聯招聘發佈的《2016年夏季中國僱主需求與白領人才供給報告》顯示,深圳平均薪酬與北京和上海相差不大,但均低於600~700元/月。同期房價情況看,深圳房價均價遠高於北上廣三地,收入房價比制約創新創業熱情。
 
《深圳與國內其他主要城市創業成本比較研究》數據顯示,深圳綜合成本排名第四,低於北京、上海和廣州。深圳的生活成本包括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住宅租賃價格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三項,在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三,僅次於上海和北京。間接成本包括融資成本、創業氛圍、中介服務水平、創新資源和知識產權保護,深圳位列第三位,僅次於廣州和武漢,遠高於北京和上海。在國際創新中心建設競爭中,深圳已經在創新成本上居於高位,初創企業的生存壓力可想而知。
 
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供給不足
 
深圳市知識產權保護雖然取得了顯著成績,但也存在嚴重的制度供給不足問題。
 
首先,知識產權運營中心缺乏。目前知識產權運營中心還在北京,深圳諸多的知識產權運營難以及時開展,影響知識產權產業化。
 
其次,知識產權快速維權中心空白。知識產權以司法形式開展是中國的傳統,但美國2011年修改知識產權保護相關法案時,建立了行政與司法兩條腿走路的體系,可以快速解決部分知識產權維權問題。目前深圳的知識產權保護中心,尚缺少快速授權、快速確權、快速維權的機制和業務。
 
第三,缺乏知識產權法庭。目前深圳的知識產權案件受理在地方法院。但深圳市知識產權案件佔全國比重較高,具有專業化的趨勢,具備了成立知識產權法院的基礎。
 
縱觀深圳雙創發展歷史,政府與民營企業形成制度創新的“嵌入型關係”,這種類似於制度創新合作夥伴的關係,包含了共同解決問題的制度創新模式,保障了經濟活動參與者之間的合作。相比單獨市場“退出”機制和強制性制度創新,“嵌入型關係”提供了更快速和更明確的制度創新反饋,而這些制度創新不斷解決企業發展的問題,並通過“幹中學”不斷完善和修正。
 
在“嵌入式關係”下,市場化改革之後,深圳的民營經濟自下而上的制度創新,活躍了市場經濟,並觸碰到了發展的制度性障礙,而後深圳執政者緊跟着推行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革,盡可能讓大多數人的經濟活動納入合法框架,從而確保了新興產業的持續發展。
 
這種關係,不僅為深圳長期技術進步、發展動力培育和發展方式轉換提供堅實基礎,而且有利於深圳在擺脫了絕對的經濟貧困之後,深度關注解決相對發展能力的剝奪,即發展機會的貧困,實現社會和文化的流動,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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