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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6-3467期 外媒速覽
李萌 編譯 [第3466期 2020-05-25發表]
 

歐盟正經歷一場嚴重的危機


自歐盟創建以來,歐洲一體化的道路一直坎坷不平,但作為世界最大的單一市場,它一直被視為自由價值觀的燈塔、溫和資本主義的典範。但如今,歐盟也迷失了方向。

與其他國家一樣,歐洲的疫情不僅是一場經濟危機,且正在迅速演變為一場政治和憲法危機。原則上危機可解決,但歐盟成員國卻在合作和改革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本應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為各國帶來安全的歐盟,卻如在金融危機時一樣,面臨着危機對成員國聯結程度的考驗。

單一市場是由嚴格限制補貼的規則控制的,但隨着政府投入2萬億歐元拯救瀕臨破產的企業,這些規則已被暫停。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德國。

從單一貨幣來講,各國的封鎖加劇了債務危機。歐元區各國以共同貨幣借款,但必須自己融資,這些債務可能會上升到不可持續的水平。這在公共債務相當於135%GDP的意大利尤為嚴重。  
 
第三就是歐盟法律的地位。5月初,德國質疑歐洲法院是否應裁定歐洲央行可以通過購買債務來支持歐元。波蘭也對歐洲法院優先於本國最高法院的地位提出了異議。若疫情壓力削弱了歐洲法院的基礎,這對建立在法律之上的歐盟時災難性的。

這些本可通過遠見、妥協和改革來解決,但各成員國,特別是南北方對此看法不一。更不幸的是,改革的機制也被打破了。本應通過不斷修訂管理條約壯大發展的歐盟,自法國和荷蘭的選民在2005年否決了新憲法以來,就一直回避修改條約。分析認為,若歐盟想要繁榮,首先就應克服對修改條約的禁忌,促進歐元等易受衝擊項目的完成。

可以預見在經歷英國脫歐後,歐盟得過且過的態度可能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解體論並不現實。但當前環境下,歐洲領導人必須大膽一些,更大規模的轉移和大規模的債務共擔將是困難的,但作為避免災難和讓歐盟走上穩定之路的首付款,這些都是值得的。

 
―《經濟學人》 2020/5/16
 

新冠疫情暴露全球供應鏈弱點


新冠疫情造成的後果之一可能是全球供應鏈重構。在日趨緊張的國際局勢下,政策制定者和企業高管會更加注重供應安全,催生更緊密的本土供應樞紐。但分析指出,投資者應注意這一轉變並非對所有公司有利。

此次疫情凸顯了依賴少數供應商可能付出的代價,醫護口罩、防護服,乃至止痛藥等非專利藥物,甚至肥皂供應鏈都受到了影響。由此,以美國總統特朗普為代表,開始要求企業改變將生產外包到海外的做法,法國財政部也在評估哪些行業需要具備“經濟和戰略獨立性”。

幾十年來對成本的重視導致供應鏈集中分布在低成本國家,盛行“及時交貨”和嚴控存貨的做法。疫情凸顯出許多公司在運營中沒建立足夠的緩衝以抵禦供應嚴重中斷的衝擊,這一認識會推動變革,促使一些公司將供應鏈轉移。

通過增加本土或區域供應鏈來拉近與關鍵客戶的距離,可以建立起不那麽集中、也更平衡的業務。擁有在本地採購產品的能力,也能縮短交貨時間和降低風險,雖然往往成本更高。但有些產品增加的成本可轉嫁給顧客,而其他擁有定價權、利潤率高於平均水平的公司將獲益。

此外全球供應鏈的複雜性和不透明性,讓供應鏈中斷時,了解供應鏈其餘環節所受影響以及採取緩解措施的預見性變得至關重要。重建這一基礎設施需要時間和資金,這對財力強大的公司、及擁有較平衡供應的區塊鏈、人工智能、供應鏈分析、機器人自動化和5G等創新的網絡公司最有利。

分析認為,將供應鏈本土化或區域化不應被視為反對外包或全球化。這場疫情使我們認識到讓商品和服務全球流動的重要性,也敲響了供應鏈風險的警鐘。採取積極應對策略將有助於提高公司的抗衝擊能力和響應能力。科技公司最可能從中受益,那些資產負債表穩健、利潤率高於平均水平且擁有定價權的企業也將安然渡過風險。

 
―《金融時報》 2020/5/15
 

相比默克爾,特朗普輸在哪裏?


唐納德·特朗普與安格拉·默克爾,這兩人注定永遠不會合得來。在新冠疫情席捲全球之際,兩人之間的差異,包括行事風格和處事本質,變得更明顯:特朗普享受眾人的關注,與事實的關係若即若離;默克爾為人坦率,思路清晰得堪比科學家,喜歡用數據說話。

迄今為止,這位德國總理的方式顯然更勝一籌。默克爾在持續傳遞了有關病毒的影響後,支持率一路飆升。美國總統特朗普則幾乎恰好相反,堅稱一切“處於控制範圍之內”,淡化病毒對美國影響的掩耳盜鈴態度,正威脅他在11月大選中失去白宮主人的地位。最新民調顯示,3月到4月初,疫情使特朗普的支持率從49%下降到43%,在佛羅里達州等關鍵搖擺州的支持率已落後於民主黨競選對手喬·拜登。

事實上,默克爾的方式並非完美無暇。在危機早期,德國政府發布醫用口罩出口禁令,透露出一種“各國自掃門前雪”的態度。且同特朗普一樣,默克爾也因對疫情的全球爆發反應不夠快而遭到了批評。但德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一直保持在全球最低之列,其確診病例增長速度也僅是美國的一半多一點。據公共衛生專家稱,德國防疫成功的一個關鍵原因在於檢測。這是默克爾控制疫情成功的基礎,也是特朗普的軟肋。美國一直難以建立起一套強有力的檢測機制,有缺陷的試劑盒以及數據的缺乏增加了公共衛生專家們追蹤病毒的難度,並掩蓋了疫情爆發的實際規模。特朗普本人傳遞疫情信息前後矛盾的說法也被美疾控中心指責,無疑加深了民眾對其的負面印象。

默克爾曾在德國聯邦議院呼籲,在歐洲應對疫情爆發之時,“本着團結的精神”增加德國對歐盟的貢獻。而特朗普卻忙於指責中國及世衛組織。可以預見,特朗普應對這場大疫情的做法將成為2020年大選的決定性因素,當下特朗普顯然處於下風。

 
―《彭博社》 2020/5/13
 

政治凌駕科學與西方抗疫問題


新冠疫情在各國散播,各國抗疫成績相去甚遠。造成各國之間抗疫差異的因素有很多,但如何處理政治與科學之間的矛盾,無疑是一個最為核心的問題。疫情中的各國表現是生命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也表現在生命和個人自由之間的關係。再者,如何處理政治和科學之間的關係,本身就需要科學。相對於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國家,東亞社會的抗疫顯然比較成功。

中國“封城”、犧牲經濟活動應對疫情擴散,這種政治助力科學的方法招致了西方的批評,但正是科學方法的使用,使得中國能夠在短時間內有效地控制了疫情。而西方國家則是另一種情形。以英國為代表,過早放棄檢測和追蹤的圍堵策略,封城舉措落後於歐洲其他國家,甚至首相及衛生部長也曾確診,可見反應不足,這不是推責中國可以掩蓋的。這是政治過度而科學不足的典型表現。

而在美國,情況則更為糟糕。抗疫至今,美國每天圍繞着行政權力,即總統和科學家專家群體之間的矛盾展開。總統和國會圍繞着如何應付美國的經濟問題而有過互動和交鋒,但並不是主線。其政治凌駕科學表現在三方面:一是政治人物個人層面的政治。特朗普為了其個人權力、選舉等考量,不惜否定專家的科學建議,淡化疫情,提出未經證實的療法。二是利益集團層面的政治。這主要表現在對經濟重要還是生命重要的爭論,及與之相關的政策之中。美國很多保守派政治人物,一直把經濟置於生命之前,甚至公開主張為了經濟可以不惜放棄人民的生命。三是在國際層面,美國總統和高官都竭力想把病毒擴散的責任推給中國,儘管受政治所驅,但若把這些精力投入抗疫,可以拯救多少生命呢!

在任何國家,政治是客觀存在的,也不可或缺。在民主國家,政治被視為防止政治人物為了個人利益,或黨派利益專權的有效途徑。但若政治凌駕了科學,就很難找到最有效的方法去挽救民眾的生命。恢復經濟活動也並非沒有道理,畢竟若社會停擺,經濟垮了,就會產生其他更多的問題。如何達成政治和科學之間的平衡?這是各國政府所面臨的問題。

 
―《聯合早報》 2020/5/12

(編譯:李萌)
(以上文章觀點屬於原刊發媒體作者所持,不代表本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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