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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3期外媒速覽
Highlight of Foreign Media
李萌 編譯 [第3463期 2020-03-23發表]
 


兇險毒市


近期新冠疫情肆虐,慌亂的投資者和官員試圖問清市場震盪的前景,2008年的金融危機成了許多人的參照。兩者之間有相似性,股市暴跌、原油價格低過40美元/桶、美聯儲和各國央行緊急下調利率等。但分析認為,將二者直接比較仍有失公允,易使人們忽略“大流行”所帶來的另兩樣危險。

分析指出,當前衝擊的嚴重程度尚不能與2007~2009年間相比。目前,股市跌幅對比次貸危機時的59%仍有較大差距,銀行體系尚未失靈,同業拆借利率仍可控,哄搶世界儲備貨幣美元的現象暫未出現。且兩次危機的性質亦有差別。2007~2009年間的危機始源自金融系統內部,而此次病毒爆發則屬於公衛危機。危機的不確定性對市場的衝擊有限,反映為接下來數週充斥着不確定性,但在六個月內勢必會得到減弱。

除華爾街銀行崩潰和佛羅里達戶主違約外,風險還存在兩方面。其一,全球企業中廣泛出現了暫時性的現金短缺。封鎖之下的寫字樓和工廠將被迫歇業。調查顯示,10~15%的公司或將面臨資金流動問題。企業債券市場顯然並不足以彌合這種短暫但兇險的現金缺口。在2008危機當中,巨量的現金注入了金融系統,注資銀行、擔保其債務並刺激債券市場。這次的挑戰則在於企業獲得現金的能力。在中國,大多數銀行都受國家和政策調控,解決這點更為容易。西方的私有銀行則需要開明的經理人、制度調整和監管手段共同作用,以鼓勵貸方向客戶做出讓步。至於如何利用稅收減免或其它手段援助資金困難的公司,則需要各國政府發揮創造力了。其二在歐元區。歐元區的經濟增長幾同停滯;歐洲央行目前已實施負利率。如今的歐洲銀行雖比2008年穩健,但仍弱於在美國的同行。如何實現注入流動資本和央行、各國政府和監管機構間的協同,仍是個問題。每一場經濟危機都不盡相同,但快速地應對仍尤顯必要。
―《經濟學人》 2020/3/13
 

各國應對新冠疫情為何遲緩


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從東京到紐約的金融市場持續低迷,世界各國領導人終於開始談及這場已正式定性為大流行病的疫情的嚴重性。但各國各自為政的應對,與其說是合唱,更像一種刺耳的喧囂。

欠缺指揮是原因之一。在二戰後的大部分時間,這個角色由美國扮演,但此次特朗普未能與其他領導人合作形成一致回應,他寧願推動旅行禁令和他的邊境牆,而不是醫學專家的建議,也使協調全球響應的工作更加艱難。而從伊朗領導人到歐洲右翼民粹主義者,都存在同樣的排斥,懷疑的種子讓人們不知該相信誰。其他如俄羅斯總統普京、沙特阿拉伯王儲薩勒曼等強勢領袖並未試圖去消滅病毒,而是趁機以此動盪為掩護,鞏固自己的力量。

另一方面,病毒的殘忍特性和不確定性也是問題。這使各國不得不嘗試各種截然不同的應對方式,但在病毒測試、取消公共聚會和隔離方法上缺乏一致的標準,必然會加劇人們的焦慮,並削弱對領導者的信心。面對受到衝擊的市場,各國集中精力抑制經濟衝擊,推行的傳統應對手段卻效果不佳,如因強勁應對而受贊譽的英國,在為醫院和因疾病而停工的工人提供數十億英鎊撥款、英格蘭銀行大幅降息後,儘管跌幅不及華爾街,但倫敦股市仍然下跌,因為減慢並緩和病毒的傳播並未實現,這些努力就為時過早了。

此外,民粹主義的興起減少了各國合作的意願,使問題更加嚴重。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對口罩和呼吸器等醫療設備的進出口限制。面對國內極右翼勢力的復甦、民粹主義的壓力,政府在開誠布公這一環節上思前想後,掩飾真相,只會成為謠言和恐慌的助燃劑,寄希望通過淡化危險來維持穩定的舉措到頭來只會造成更大的混亂和犧牲。

 
―《紐約時報》 2020/3/12
 

受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和美聯儲降息等因素影響,3月16日拉美多國金融市場出現大幅波動。圖為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行人走過一家外匯兌換點。(新華社圖片)  
 

美聯儲還有哪些招數應對疫情?


3月15日,美聯儲宣布把聯邦基金利率下調1個百分點,至0%至0.25%區間,首次達到金融危機後的歷史低位,同時出台組合措施支持受疫情重創的經濟和金融市場。

就繼續降息而言,零利率看起來是個極限。但政策制定者對負利率普遍表示厭惡,雖然這可以起到緩衝作用,畢竟如果市場陷入混亂,保持資金供應和信貸流動比再降息50個基點重要得多。

分析認為,美聯儲仍可做四件事。一是為銀行系統提供更多流動性。此前在油價暴跌引發投資者恐慌後,紐約聯儲銀行宣布,將通過回購市場的短期放貸向銀行提供更多現金。在此之後,美聯儲可實施更大規模的流動性措施,如重啟“定期資金招標工具”,提供3個月或6個月期貸款;承諾採取行動,傳達強有力的信號等。

二是與美國財政部一道,向更多機構提供更多流動性。如曾在金融危機期間一樣,在“不尋常和緊急情況下”決定購買“本票和匯票”,為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資金,但這些購買舉措必須用於支撐金融體系,而不應用來支撐瀕臨破產的公司,且必須是暫時的。但分析認為,就目前而言,這種做法不太可能。

三是推出QE4。政策制定者們表示將考慮“比過去更提早、更積極地”購買美國中長期政府債券,來應對未來任何可能的經濟下行。但分析認為,這種非常規工具將削弱信心,收緊金融環境,減弱復甦,且美聯儲也似乎尚未準備好。

四是與國會一道推出“超級QE5”。即當政策利率和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雙雙跌至零,並維持在這一水平時,如日本央行通過購買股票那樣,考慮購買“更多種類的證券或資產”。但分析指出,這一做法遠超出了美聯儲當前規定中所能及的範圍,需要國會出台新的立法。目前還沒有任何迹象顯示國會有人想做此嘗試。

 
―《金融時報》 2020/3/15
 

國際金融市場兇險畢露


近來,受疫情擔憂影響,市場危險信號浮現:美元需求減弱,投資者將資金從美國股市撤離;因俄羅斯和沙特間的石油價格戰愈演愈烈,原油價格暴跌;投資者轉投政府債券,使美債收益達到新低。原油、美元、美債三者收益率同步且正相關的關聯性實屬罕見,且不是個樂觀的信號。

就傳統關係而言,石油與美債收益率多年來一直朝着任一方向波動,但現在受疫情影響,布倫特油價和美元一起下跌,打破了它們的負相關性,且二者的相關系數已觸及198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美元和美債收益率關聯系數創有史以來最高水平,與2018年時美債收益率下跌疊加美元走強的模式截然相反。

這對發展中經濟體的股市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此前特朗普發起關稅戰,已中斷了新興市場股票一波持續兩年、規模8.3萬億美元的漲勢。現在,就在新興市場股市寄望能借力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而反彈時,新冠肺炎疫情又帶來衝擊。更遑論市場還未完全消化疫情影響,俄羅斯和沙特就減產問題陷入僵局帶來了新的風險。現在,新興市場只能等投資者準備把資金撤出美國國債,或才可能在美國增長預期回升、美債收益率過低的情況下,重獲新生。
―《彭博社》 2020/3/12
  
(編譯:李萌)
(以上文章觀點屬於原刊發媒體作者所持,不代表本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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