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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嗎?
石立剛 [2015年19期 2015-09-21發表]

近日財長樓繼偉先生發表文章認為中國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是50%。此論一出,反應熱烈,關注度很高,特別網上議論紛紛,支持認同者大有其人,反對者也不在少數。這完全是意料之內的事情。畢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國未來一段時期內的努力目標,是中國夢的內核,必然牽動國民神經。

不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誠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確不是容易之事。縱觀世界經濟史,就能證明這一點。按世界銀行最新定義,人均國民收入低於824美元屬於低收入國家;在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間為中低等收入國家;介於3,255美元至10,064美元是中高等收入國家;超過10,065美元則為高收入國家。而亞洲開發銀行研究認為:如果一個進入中低收入行列的國家超過28年未達到中高收入標準,即可認為其落入“中低收入陷阱”;而進入中高收入行列的國家在14年之內還未能進入高收入行列,則可看作落入“中高收入陷阱”。

據此標準衡量,從1950年至今,在新出現的52個中等收入國家中,已有35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30個落入“中低收入陷阱”,5個落入“中高收入陷阱”。在這35個國家中,13個為拉美國家,11個為中東北非國家,6個為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3個為亞洲國家(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斯裏蘭卡),2個為歐洲國家(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其中,一些國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已經陷了相當長時間,如秘魯、哥倫比亞和南非等已在“中低收入陷阱”中受困長達60餘年,委內瑞拉在“中高收入陷阱”中也已超過60年。

但也有成功的先例。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而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 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機理

顯然有必要研究清楚中等收入陷阱生成機理,否則無法回答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先看看中國主流經濟的觀點。樓繼偉先生在文中為怎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開出了藥方:通過大量進口糧食,並壓抑工人對提高工資的談判能力,從而壓低工資總水平的過快增長。其實這並非樓獨有的觀點,代表中國經濟學界主流觀點。樊綱也持相似的觀點。詳細請看他的大作《中等收入陷阱本質是福利陷阱》。


那麽他們的邏輯依據何在?

眾所周知,在西方經濟學中,企業被簡約為以利潤為因變量,而資本和勞動為自變量的函數。這樣企業成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實體。而企業的生產功能被簡化於資本中的固定資本裏面,即把生產技術、設備、機器等等統統內化於固定資本裏面。通過這樣的抽象之後,自然可以認為生產力可以通過市場購買了。當然,就單個企業來說,此論的確沒有大錯。即在現在世界市場體系中,大部分的生產技術可以從市場中購買。這樣經濟增長和社會勞動生產率成正比,而與社會總工資水平成反比。所以中國經濟學界大佬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成因在於:社會勞動生產率落後於工資總水平的增長。換言之,正是樊綱所說的“中等收入陷阱本質是福利陷阱”。

然而,他們忽略了一個鐵的現實: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相比並非僅僅是數量的差別,此中包含着一個質的飛躍。眾所周知,在世界市場上,商品的等級劃分很明顯,差別最大的有兩大級別:專利產品和後專利產品。事實上,中等收入國家主要從事後專利產品生產,其生產技藝完全可在世界市場上購買,西方經濟學中的廠商理論也有效。而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其競爭對手就成了世界上最先進的西方國家,其生產也相應躍升為從事專利產品生產了。此時國家經濟增長的決定性變量就不是資本和勞動了,而變成了專利,即社會的創新創造力。而創新創造力在世界市場上無法購買。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經濟學中的廠商理論也完全失效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這麽難,原因就在於此。可見這些大佬未掌握着真理。以日本為例,在1984年人均收入突破1萬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而在上世紀70、80年代,日本崛起了家電和汽車產業,冒出了不少世界知名的品牌。由於這些具有世界競爭力的產業崛起,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順理成章了。

熟悉經濟學知識的讀者都知道,迄今還沒有可以解釋中等收入陷阱的現成理論。因為中等收入陷阱不僅僅是一種市場病,而是一種社會病。筆者發現了一個置於社會這個統一大系統下的新增長理論。這一理論既可解釋中等收入陷阱現象,也能開出有效的藥方。

眾所周知,現在西方經濟學中有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此理論有嚴密的邏輯和優美的形式。其核心思想是,經濟增長由科技進步推動,而技術進步內生於經濟系統之中。

那麽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有多大的闡釋力呢?不妨先看一個實例,再下結論。在此以日本為例。眾所周知日本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便陷入衰退,至今沒有走出泥潭。在此期間日本政府曾大力推行科技振興戰略,但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照理日本曾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產值也很高,並且政府大力推動科技發展下,如果科學技術進步內生於經濟系統之中,那麽其社會的創新創造力至少不低於除美國之外的西方國家,但事實並非如此。可知,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不能解釋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

而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已經經受無數次的檢驗,成了公認的真理。當然問題不在於此,而在於社會的創新創造力並非內生於經濟系統之中。事實上,西方創新力勃興的根源在於西方有獨特的文化和信仰體系。詳細的論述見筆者的《回答錢老:為什麽中國沒有科學技術的帥才》。當然並非說,要建立創新型社會必須完全西化。我們也發現一種人類文明發展的內生機制,詳細的論述見筆者的《孔子人性論、君子人格,以及一種人類文明發展的內生機制》。此機制足夠激勵創新創造。

如果一個社會是官本位社會,只崇尚權力和權威。那麽意味着其人民習慣於屈服和服從,因而從根本上削弱了國民的創新因子。並且在這種文化氛圍下,即在這樣的價值觀系統中,人們無法從創新中體驗人生的真正價值。另一方面,創新充滿着風險和艱苦,如果能從尋租中獲取財富或能從緊跟中和服從中獲得權力,那麽從事創新並非明智之舉。這樣的社會創新力永遠低於西方國家。此點足可以證明社會創新創造力並非經濟系統內生的。

大道至簡,我們的理論由中華文化中陰陽相作用的原理悟化而來。先介紹兩個概念。社會的創新創造力,這一概念源自熊彼特的創新概念,包括科學技術創新﹑經濟領域的創新,以及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的創新。另一概念是,單位社會產品成本。單位社會產品成本包括產品生產的經濟成本也包括社會制度運行的成本,特別政治制度運行成本。比如,一個清廉高效的政府所產生的社會產品成本就低,反之就高。

再定義兩個變量:w,為單位社會產品中由創新所生成的價值的增長率;c為單位社會產品所耗費的成本的增長率。

現在構造陰陽兩極,即分別以w為半徑畫圓和以c為半徑畫圓。稱之為w圓和c圓。此中w圓為陽極,c圓為陰極。經濟體系運行就是這對陰陽兩極相作用所產生的結果。如果w圓能覆蓋c圓,即陽強陰弱;那麽這一經濟體系健康運行,不斷增長,反之就停滯和衰退。具體來說,有三種情況:1、w=c,經濟體均衡增長; 2、w>c,經濟體加速增長;3、w<c,經濟體衰退。

顯然,中等收入陷阱發生在w<c情況之下。w這一變量不會突變,關鍵在於c。先來分析社會產品成本的構成。經濟性的單位社會產品成本大概包括三大部分:生產資料成本、生活資料成本和工資福利水平。而生活資料成本與工資福利水平正相關。眾所周知,工資福利水平是勞工和廠商博弈的結果,在沒有強大工會組織的社會,如中國,廠商的談判能力永遠大於勞工,沒在道理認為工資福利水平會在短期會快速上升。實際上,工資福利水平往往是被動地隨生活資料成本的上升而上升。可見c值取決於生產資料成本和生活資料成本快速上升,特別是房地產等固定資本價格快速上升。因為在自由市場經濟中,無法控制資本對其炒作,從而引致暴升。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並非是福利陷阱,而恰恰是房地產等固定資本泡沫化。當然社會性單位社會產品成本升漲也不可忽視。

形勢不容樂觀

那麽中國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嗎?現在來回答這個問題。概而言之,形勢不容樂觀。我們雖然不認同樓先生開出的藥方,但同意他的“中國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是50%”的判斷。具體理由如下﹕

現在還有不少國人沉浸在經濟30多年的高增長的喜悅中,但現有的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這一點已經成了中國經濟理論界的共識。但30多年高增長帶來的負面作用還未得到足夠重視和研究,分析一下現在的分配結構就一目了然。從博弈論看來,如果某種分配格局是社會成員之間在自由、自願、公平、公正下博弈的結果,那麽這種分配格局便是一個納什均衡。即這種分配格局是合法合理的,可持續的。那麽30多年來,中國的分配格局是一個納什均衡嗎?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不妨先來分析30多年來最獲益的集團和階層,我們認為最得益的集團和階層有:     

1、外商是最受益的集團之一。一方面,剝削農民工,當然中國農民工資有其供給的原因,並非外商刻意所為。另一方面,低價佔用國家資源,比如低價佔用土地。當然他們並非能單獨佔有這一巨大的收益,而必須和權力集團分享。

有些人不明白為什麽中國經濟發展能和腐敗並生共存,原因並不隱晦曲折。即生產集團為尋租者,而權力集團為受賄者。由於這些資源沒有明確的產權,並且國人有屈服於權威的傳統,對腐敗的容忍度令人難以置信,從而不會危及社會穩定,制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生產集團通過尋租獲利巨大,從而降低了生產成本,形成巨大競爭優勢,推動經濟增長。

2、房地產開發商和工程建築商形成的集團也是最大獲益者之一。中國人口眾多,房地產用地非常稀缺,而對房屋的剛性需求卻很大。在房地產商握有定價權的情況下,購房者很容易成為被掠奪者,從而變成房奴,一生都為開發商打工。近幾年房價不斷攀升,或為一證。當然這塊鮮嫩的肥肉他們無法獨吞,他們背後存在着強大的分贓者,即握有土地審批權的權力集團。

這種分配格局簡直弱肉強食,沒有公平、公正可言,必非社會成員之間自願選擇的結果,不會是一種納什均衡。如果有一天積怨被點燃,一切都會被焚毀。在這樣形勢下,還奢求什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而現有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氛圍也不利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實際上,在中國文化信仰中缺失激勵創新的動力,而在當今的社會制度中也不存在有效的激勵創新機制,中國依然是官本位的層級社會,崇尚權力和權威,這些都足可熄滅社會創新之靈光。

最後,由於房地產業泡沫在近年來越吹越大,促使單位社會產品成本快速升漲,從而急速降低了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目前出口不振主要原因就在於此。當然低效而貪瀆泛化的官僚體系也是推高單位社會產品成本的罪魁禍首。因為社會創新力的增長在短期內很難實現,如果單位社會產品成本快速升漲,必然出現如下的結果:w<c,經濟衰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成必然了。
總之,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崎嶇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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