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基本上可以稱之為“弱復甦”。即，一方面，五一黃金周有2.7億人次出外旅遊，同比增長達70%。期間各地的高鐵車票搶購一空，全國各景點都人滿為患。在此期間，全國國內旅遊服務業收入達1480.56億元，已經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但是，由於絕大多數居民對經濟前景缺乏信心，不願對大額資本支出（如買車、買房、結婚等）。比如，五一期間的住房銷售，儘管同比環比都出現了增長，但是與2021年比則下跌幅度達40%以上。有分析認為，5月以來的中國房地產市場銷售似乎出現崩塌現象。
還有，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中國4月製造業指數PMI為49.2，較3月份的51.9，下滑了2.7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在2022年12月解除防疫限制政策之後，中國製造業指數PMI一直在持續上升，並且連續三個月都企穩在榮枯線之上，但是4月份的製造業指數PMI則出現急劇收縮，下跌到榮枯線之下。還有，儘管3月出口貿易增達14.8%，遠超過市場預期，並扭轉連續5個月出口下降的趨勢，並成了第一季度GDP增長達4.5%主要動力，但是製造業新訂單指數則是由53.6下跌至48.8，下跌幅度達4.8個百分點。這些數據都顯示當前中國的外需、內需都是十分疲弱的，是否能夠持續是相當不確定的，
再就是，1-4月無論是銀行信貸還是社會融資增長都創歷史最高的水平，但是中國3月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僅增0.7%，漲幅比2月回落0.3個百分點；生產價格指數(PPI)同比下降2.5%，降幅比2月擴大1.1個百分點。這意味著當前中國經濟仍然處於偏冷的態勢下。物價水平下跌是因為供給和需求復蘇不同步；目前報復性的反彈只是旅遊服務業，顯示社會交往的恢復，但還未過渡到企業利潤的修復和企業資產負債表的修復上。這也意味著當前經濟復甦是弱復甦，這種弱勢復甦能否持續是相當不確定的。
4月底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雖然持續一年多的三重壓力（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得到緩解，但當前經濟好轉主是要恢復性的，內生動力還不強，需求仍然不足，經濟轉型升級面臨新的阻力。會議強調，擴大需求是當前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的關鍵所在，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持續提振經營主體信心，幫助企業恢復元氣，包括鼓勵頭部平台企業探索創新。也就是說，這次會議以當前國內經濟內需不足為主要矛盾，為了讓經濟持續回升向好，把提振民營經濟、加大科技創新、改善消費環境作為2季度乃至下半年擴大內需的三條政策主線，而這三個方面都得以經濟的內生動力為支撐。內生動力的增強是化解內需不足的根本所在。
那麼經濟的內生動力是什麼？為何當前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還不強？如何來增強？一般來說，經濟的內生動力是指在合適的製度安排下由經濟主體自身形成的激勵約束機制。在這種機制下，當事人要對其行為決策的成本及收益負完全的責任，而非外部因素所強制，更不是把行為的收益歸自己，成本則轉讓他人或社會承擔。比如，到目前為止，為何市場經濟是一種較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就在於市場經濟核心是分散化決策，每一個行為主體能夠根據自身的約束條件對資源配置做出最優的選擇。儘管這種行為選擇可能會受到信息約束和認知約束，但這種行為選擇既體現了個體行為的完全自主性，也體現了當事人最了解自身的約束條件，和當事人對其行為決策完全負責，其行為完全是內生和具有強激勵和約束。而計劃經濟的製度則相反，其資源的配置，商品的生產、流通、分配都是由計劃者來決定或外生的，其運行過程的成本和收益不歸結到當事人身上或外生的，所以這種經濟制度是無效率或不可持續的。
對於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內生不足，這次政治局會議不僅表述得十分有明確，也看到問題所在，希望通過提振民營經濟、加大科技創新來增強中國經濟增長的內生性。比如，提振民營經濟是這次會議著墨最多的地方。在公告中，凡是討論企業的地方都涉及民營企業，甚至不低於以往最多出現的“穩”字，這可是近年來中央文件中的第一次。在會議公告中，在宏觀上要求民營企業有效帶動激發民間投資，在中觀上要推動平台企業規範健康發展，鼓勵頭部平台企業探索創新，在微觀上要下決心從根本上解決企業賬款拖欠問題等。可見，政府真正地希望將提振民營企業的政策落到實處，重振民營企業的信心。不過，對中國經濟增長有絕對貢獻的民營企業來說，為何對經濟前景缺乏信心和內生動力不足？其問題出在哪裡？是短期政策能夠改變的嗎？
可以說，當前中國民營企業之所以對經濟前景缺乏信心，既有政策上的偏差，也三年防疫政府權力邊界擴張過快及觀念上的問題。比如，2020年之前，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得如火如荼，並出現了空前繁榮。有幾家中國平台頭牌企業的市值擠入全球十強。但是，2020年開始的對平台企業的反壟斷及防止資本無限擴張的監管，由於監管者對平台經濟的本質特徵了解不多，許多法律制度倉促制定，從而只能用傳統的反壟斷理論及方式對平台企業進行治理及監管，這自然容易導致對平台企業的監管與治理出現偏差，導致中國數字全面收縮，甚至於國內的一些大型平台企業逐漸在移出中國，如網絡超市Temu以及快時尚希音（Shein）。所以，要讓中國平台企業，特別頭牌平台企業重拾市場信心，就得對近幾年所製定的相關法律制度進行全面檢討，用新的製度安排來保證平台企業預期的確定性。這是一個長期工程，僅僅在文件上有要求是不夠的。所以，對中國大型平台企業的監管及治理，就得進行深刻的製度反思，以市場法則為依歸，按照數字經濟的本質特徵，對中國大型平台企業以容錯式監管和治理方式，這樣才能讓中國大型平台企業重建對市場的信心。
還有，三年疫情管制，導致了政府的權力邊界快速擴張。而政府權力的快速擴張，自然會弱化經濟主體的內生性，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都是如此。最近“淄博燒烤”紅遍全國，其本質就是政府的權力邊界回到它的原點，真正的服務大眾，而不是對大眾的管制。可以說。如果“淄博燒烤模式”能夠在全國擴張與推廣，並延伸到政府治理的各個方面，它同樣是增強中國經濟內生性重要的方式。還有，觀念上的問題。這幾年網絡上的不少觀念對民營企業在觀念上傷害無可複加，政府正在網絡上清除各種對民營企業的不當言論，這已經走出重要一步，也看到政府對民營經濟傾向性。但其問題的核心更在於要真正對那些散佈這些不實言論的所謂網絡達人清除出場，否則，這些人不清除出場，這些人有點機會又會興風作浪。可見，提振民營經濟的問題並非僅是用短期政策及清除相關輿論就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長期的工程，是需要理念上做出重大的調整及在法律制度上要進行的重大改革。加大科技創新問題更是如此，如果沒有教育制度重大改變，要實現其目標並非易事。
改善消費環境同樣是增加中國經濟內生性的重要一環。會議公告要求，與就業掛鉤的居民收入提高，“改善消費環境”以及促進服務消費，排序上由難到易。就目前的經濟形勢來說，服務性消費出現了趨勢性向好，所以政府政策重點放在居民的大宗消費汽車及住房上。不過，從公佈的數據來看，一方面居民存款快速增長，在此前3年期間，國內居民新增儲蓄額迭創新高，居民總存款由2019年80萬億元增加到今年121萬億元。另一方面，全國月收入低於2000元的人口仍然達8億以上。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許多居民根本沒有能力消費。還有，有人測算，中國14億人口，有7億人負債。家庭部門的總負債佔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經高達137.9%，而目前美國居民負債率的水平大概只是90%。中國居民的高負債問題是十分嚴重的。而中國居民的高負債率主要是高房價所導致，它對居民需求具有嚴重的擠出效應。而房價向下調整及當前經濟復甦又面臨著嚴重的衝突。還有，三年疫情影響還有持續，比如不少家庭在疫情期間收入銳減、儲蓄被大量消耗；房地產業的萎縮也造成負面財富效應；加上土地財政收入減少，體制內人員收入下降。這些因素自然會影響勞動市場，讓失業率升高，及居民對未來的收入增長預期低於疫情前等。所以，居民消費環境改善是中國經濟內生性增強的重要一環。它既有居民收入逐漸提高的問題，也有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問題，更有高房價及三年疫情后遺症的問題。化解這些問題同樣是增強中國經濟內生性的重要方面，但同樣是需要一個長期過程。
可見，增強當前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是一項長期的工程，需要一系列的重大製度改革才能夠得以實現的，而並非短期政策可解決的問題。這也意味著中國民營企業要提振市場信心及當前中國居民內需不足化解都是一個長期的問題。據此，中國經濟復甦只能在漸進的路，想要恢復到幾年前那樣的快速增長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國經濟弱復甦可能會成為一種常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