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肇洋
台灣省商業會顧問、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經濟財政組顧問、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理事。日本關西大學經濟學碩士、博士修畢。歷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顧問，台灣綜合研究院三所副所長、所長兼財經諮詢委員會委員暨執行秘書，台灣經濟研究院二所組長，日本關西大學經濟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等職。
2021年2月拜登上任美國總統之後，在對中國的政策思維上，雖曾被外界視為難以擺脫特朗普政府時期路線，但經歷一年以來醞釀，除了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提高國內芯片製造能量，以及推動美日韓及台灣地區“芯片四方聯盟(Chip 4 Alliance)”之外，10月8日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更進一步公布首個較完整的對中國芯片限制之禁令，採取更強勢之風格，透過三管齊下不惜脫鈎中國科技，同時實施“長臂管轄(Long-arm Jurisdiction)”措施拉攏海外盟友，共同打擊中國科技，以達到遏制中國之戰略競爭，進而藉此阻止中國在科技產業領域中具有機會主導世界。
美頒科技“禁令” 台灣成“苦主”
面對中美兩國科技爭端不斷升溫之下，檢視拜登政府針對中國科技發展所採取的嚴格規範，雖讓美國的半導體產業相關企業受到影響，但在此同時，卻也波及讓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相關廠商成為受害“苦主”，連帶對高度依賴三角貿易營運的台商，更是將無法避免遭到相當程度之衝擊。按照美國新的一輪出口監管規範，在未先取得美國政府許可執照下，不得將其具有美國技術含量總值超過25%的芯片相關產品與生產設備輸往中國大陸；再者，更加重要的是，禁止美國公民與永久居民為中國大陸的芯片製造廠商提供技術支援，使得兩岸過去以來，透過交流合作所建立的供應鏈紅利，將會因遭到衝擊而造成供應鏈逐漸瓦解，甚至在沒有其他選擇下，更進一步讓前往中國大陸投資的台商移轉生產基地。
依據台灣海關過去20餘年以來資料統計顯示，電子、資訊通信產業出口佔整體出口之比重超過半數，其中又以積體電路為大宗產品。若以2021年出口為例，以積體電路為主的台灣半導體產業相關產品出口，佔該年台灣整體出口之比重高達36%，其中輸往中國大陸(包括在大陸投資的台商)佔比超過六成以上。亦即在美國對中國大陸實施半導體產業相關產品的出口管制禁令下，勢必波及台灣整體出口超過兩成以上，其影響是台灣難以承受的災難，不但將會衝擊台灣半導體產業相關廠商的營運，而且可能波及台灣經成長之動能。這些現象從最近數月以來，以台積電為首的半導體產業相關類股，不論上游或是下游之股價表現，無一倖免持續皆遭重挫，可以發現其端倪。
再者，若以10月7日所公布的9月台灣進、出口統計加以觀察，不但進、出口都呈翻黑，是兩年以來的首見現象，而且出口更是終結持續26個月成長；其中，在五大出口市場中對大陸及香港的出口跌幅，更擴大為13.3%，表現頗為疲弱。其背後原因，除了受到全球通膨，加上今年以來大陸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造成消費產品需求陷入停滯，以及廠商供應庫存調整壓力更重之外，無法忽略的關鍵是，在兩岸產業分工互補及競爭合作中，電子、資訊通信產業佔比頗高，在美國實施對中國大陸芯片的出口管制禁令限制下，如果中國大陸所生產的科技產品呈現出口衰退，將會減少對台灣相關原材料及零組件的需求，如此勢必讓未來台灣的出口動能雪上加霜。
此外，再從台灣官方10月20日所公布的9月外銷訂單加以觀察，其金額僅有609.3億美元，較上年同月之金額減少3.1%；若以外銷訂單五大地區來看，雖大多呈限成長格局，尤其對歐洲地區之外銷訂單創下歷史新高，年增幅度達到一成，但來自大陸及香港外銷訂單卻是唯一衰退地區，年減幅度高達27.9%，不但呈現持續6個月衰退現象，而且是2009年4月以來的最大減幅。其根本原因，除了中國大陸因外有全球疲弱波及出口成長、內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外，其癥結是在美國針對中國大陸祭出芯片禁令限制措施，其對台灣半導體產業相關廠商之影響，正在開始發酵。
台商應加速升級轉型 深耕大陸內需市場
從上述中很顯然地可以說明，面對不斷升溫的中美科技對抗，以及過去六年以來持續緊張的台海情勢之下，台商在營運上誠如夾心餅乾受到兩面衝擊，已經難以按照過去以來採取將中國大陸作為唯一的生產基地，或是無法在保稅交易下，透過既有外銷出口模式能夠輕鬆獲致豐厚利益。亦即兩岸台商此時最為迫切需要的是，重新評估規劃如何加速升級轉型，以及調配最佳產能，藉此分散全球市場布局，甚至深耕中國大陸正蓄勢發展的內需消費市場，始能在中美兩國日益升溫對抗格局，以及兩岸持續陷入歧見氛圍中，找到最妥適的生存發展之路。
誠如最近台灣“工業總會”對前往大陸投資的台商調查發現，過去台商以中國大陸為生產基地、美國為終端市場的產銷型態，受到中美貿易衝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波及，2020年以來在中國大陸投資“有根”台商中，不到一成(9.3%)台商希望轉移中國大陸產能或供應鏈；不過，卻又同時接近七成(66.3%)台商，則是期待增加中國大陸之外地區投資布局產能或供應鏈。此一數據背後反映的是，雖絕大部分台商並未放棄中國大陸市場布局，但在布局產能及供應鏈環境完整性、潛力性考量下，將會選擇留在中國大陸深耕，不致輕易撤走；然而，受到中美兩國衝突加劇、兩岸氛圍不佳影響，卻又必須採取分散風險措施。因此，未來將會選擇透過“中國大陸+1”模式策略布局，並且以台灣與東盟國家為主要目標，藉此降低例如：疫情、地緣政治變化對產能及供應鏈造成的衝擊。
毋庸置疑，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台商為了長期生存發展考量，不再集中單一生產基地，而是採取更加多元做法，與時俱進進行海外布局策略，藉此找到最妥適之生存之道，在商言商，是理所必要之選擇。不過，許多學者專家認為，如果單純僅是考量降低營運風險，不論是對大、中型或小、微型企業而言，逕赴中國大陸之外地區投資，並非唯一選項，其中在地升級或轉型多角策略是分散風險的值得考量模式之一。尤其是在執行產線或供應鏈轉移所可能需要付出的成本，更是絕大多數小、微型台商難以負擔、力有未逮。
另一方面，台商在推動營運升級轉型的同時，更加無法忽略的是，近年以來隨着中國大陸經濟崛起，以及社會轉型開始調整發展思維之下，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已經從過去的“追求成長、規模”，逐漸升級為未來的“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理念。因此，自2008年起迄今持續頒布與勞工、稅務、環境保護等相關之法令措施，其最終追求的目標是，希望讓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由“量”的增長，轉型為“質”的提高，藉此促進“中國製造”在全球產業體系發展中，從低附加價值，躍升為高附加價值位置。
整體而言，台商未來在營運選擇上，除了面對從2008年《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後造成工資的逐年調漲，至2015年在“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政策下通過極嚴格的《環保法》等環境變化壓力之外，在“中共二十大”後，更是迎接前所未有挑戰。亦即在“中共二十大”後，將會致力落實包括：雙碳目標追求下的綠色轉型、產業結構調整下的企業升級等方向，藉此加速達成“中國式現代化”目標。這些對投資大陸的台商來說，未來若要更進一步發展，並非僅有因應生產成本的考量，而是需要具有與時俱進創新策略之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