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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政經戰略的再評價與重定位
■ 戴肇洋 [第3523期 2022-08-08發表]

戴肇洋
  台灣省商業會顧問、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經濟財政組顧問、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理事。日本關西大學經濟學碩士、博士修畢。歷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顧問,台灣綜合研究院三所副所長、所長兼財經諮詢委員會委員暨執行秘書,台灣經濟研究院二所組長,日本關西大學經濟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等職。


在眾目睽睽下,7月8日上午日本前任首相安倍晉三(Abe Shinzo)遭到槍殺,因傷勢過重而不治身亡,舉世譁然。從日本的觀點來說,由於安倍先後擔任首相8年(第一任2006-2007、第二任2012-2020),在政治上憑藉自己能力創下戰後執政期間最長歷史紀錄,以及對日本保守勢力的影響佔有一席之地;在經濟上則是實施盛名遠播“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戰略,讓日本經濟持續7年成長,確實建立安倍經濟學論述。相對從國際社會的評論而言,由於安倍頗明鮮的“親美”、“疏中”傾向,在政治上始終讓國際社會帶來選邊、分裂之質疑;在經濟上卻又在美國前任總統特朗普選擇退出TPP後,肩負領導重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議(CPTPP)》生效實施,重拾日本經濟地位,進而藉此扮演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中領導角色。
 

“安倍三箭”試圖再造昔日榮景


回顧二次大戰之後,日本從戰敗廢墟中重建,同時在出口導向政策下力拚經濟,進而讓日本逐漸復甦重返戰前之水準;尤其1970年代初期之後,其央行(日本銀行)配合汽車、電子等重要產業擴大出口能量,實施極度寬鬆貨幣政策,加上銀行放款浮濫,使得土地、房屋、股票等資產價格狂飆。雖日本經濟此時已呈現泡沫之徵兆,但財政政策卻又在迂腐官僚體制下,並未採取較積極妥適的因應作為,讓日本經濟的泡沫情勢急劇陷入不可收拾階段,1989年5月日本央行被迫轉向採取緊縮貨幣政策,導致資產價格泡沫瞬間爆裂,不但土地、房屋及股票等資產價格不斷下跌,而且銀行、廠商及家計等部門無不被迫必須採取“去槓桿化(deleveraging)”,藉此達到落實縮減負債。

在日本央行採取緊縮貨幣政策下,其結果馬上造成民間需求大幅萎縮,消費物價持續下跌,使得日本經濟從1990年起落入嚴重“通貨緊縮惡性循環”,平均經濟成長率不及1%、失業率高達4%。此一情勢,相對經濟泡沫破滅之前20年期間,平均經濟成長率達4%,失業率僅有2%,讓活力十足的日本經濟,從此淪為世人所指稱的“失落10年”。2000年之後日本經濟仍然未見起色,尤其從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至2010年,在三年中經濟平均成長萎縮1.17%,加上物價持續下跌、通縮陰霾未散、日圓升值、貿易出超轉為入超,以及赤字預算平均每年佔GDP的6%、債務比率居高不下,顯示日本經濟持續無感、欲振乏力,使得此一期間日本經濟被世人稱之為“迷失20年”。

2012年12月安倍再度復出,誓言挽救已衰敗20年的日本經濟,特別將“經濟結構改革”做為其執政之核心,同時提出包括:“貨幣寬鬆”、“財政刺激”及“成長策略”等頗著名的“安倍三箭”作為基本方針。換句話說,安倍為能振興日本經濟、再造昔日榮景,希望透過“三箭”戰略,藉此擺脫日本經濟長期陷入通縮泥沼,此一作為被世人稱之為“安倍經濟學”。亦即“安倍經濟學”核心理念旨在,以設置“通貨膨脹目標制度(inflation targeting)”為基礎,配合修正《日本銀行法律》,最後以達到終結日本經濟長期通縮為目的。

其中,第一支箭是採取寬鬆貨幣政策,同時訂定目標於2年內將通膨拉抬至2%、增加貨幣基數2倍、長期公債及資產餘額增加2倍,其結果不但造成日圓貶值,而且提高出口產業國際市場競爭優勢。第二支箭是擴大財政支出政策,同時提出20.2萬億日圓“緊急經濟刺激方案”,藉此整合官民資源活化民間經濟,推動災後重建及防災,扶助經濟弱勢民眾,以及推動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第三支箭是致力成長策略,希望提高人均國民所得,進而推動經濟結構改革。其實,前二支箭是選擇“凱恩斯經濟學”的有效需求理論,亦即利用貨幣操作與增加公共支出,達到擴大內需效果,進而帶動經濟成長。也就是說,安倍透過日圓貶值帶動企業增加出口獲利,同時擴大更新設備;以及拉抬日股上漲厚植企業資本,進而提高薪資所得,藉此促進企業投資與民間消費,達到第三支箭的經濟持續成長之目的,以作為推動經濟結構改革的磐石。

 
▲近日,在東京外匯市場,日元貶值壓力加大。日元對美元匯率一度跌至24年來低位。圖為6月23日在日本東京一家外匯經紀公司拍攝的匯率顯示屏(後)和股指顯示屏。(新華社圖片)

無庸置疑,不少學者專家認為,安倍為能振興日本經濟所採取的“安倍經濟學”相關計劃,確實讓日本經濟較2012年其上任之時來得更加蓬勃,包括:出口金額大幅反彈、通膨年增開始轉正、日經股價突破2萬點、日本名目GDP從2013年至2019年持續成長,也是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首次持續成長,以及兩次上調增值稅率,解決稅收過低,進而縮減財政赤字問題。再者,則是對提高生產總值、企業收益和就業等方面的成效,更是有目共睹。

相對部分學者專家從不同的角度分析認為,安倍留給日本最重要的遺產,並非其首相任期實施“安倍三箭”所呈現出來的經濟成效,而是安倍透過外交政策重新定位日本在21世紀全球秩序中所顯示的地位。例如:華府智庫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簡稱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亞洲事務研究學者後藤志保子(Shihoko Goto)在“Market Watch”發表評論中認為,安倍留給日本最重要之建樹,是始終倡議自由貿易的理念,在取得日本國內朝野黨派力挺下,同時獲致其他國家大力支持。此外,後藤志保子更進一步指出,安倍發揮深遠影響力道,號召理念相似國家,共同抗衡對自由秩序造成之威脅;尤其在亞洲地緣政治動盪中,積極扮演維穩區域情勢角色,進而讓日本躍進成為21世紀全球強國的願景。

 

“安倍政經戰略”是否獲致“真正”成功?


雖安倍與戰後日本多數政治人物之行事風格類似,其爭議呈現兩極評價,但相對許多政客沉迷權鬥、分贓,安倍則是勇於推動改革、大膽實施新政。亦即安倍在家學淵源暈染下,擁有極佳的政治平衡感,以及兼具長遠之國際戰略觀,使得其在頗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劇變中,能夠揚棄個人主觀好惡或意識形態,精準掌握日本國家利益。因此,與其說安倍提出“三箭”進行經濟結構改革,不如說俯瞰“地球”從事外交合縱連橫,顯然更加貼切。姑且不論“安倍政經戰略”是否獲致“真正”成功,卻又無法否認的是,安倍希望透過改革內政及連結國際社會,藉此讓日本在全球政經舞台的表現上,能夠扮演更多元的角色或佔有更重要之地位,其對日本及全球之可能影響,堪稱值得再評價與重定位。

先從政治的層面觀察,如何讓日本再“強盛”是安倍念茲在茲的願景,除了將防衛廳位階升級為防衛省之外,積極推動修正日本和平憲法,特別是憲法的第九條:“永遠放棄以國家主權發動戰爭和以武力威脅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以及為能達到前項目的,不保留陸海空軍及其戰鬥能力,不承認國家交戰權”。此一憲法條文始終被日本修憲黨派認為是美國所強制的恥辱,需要修正始能成為正常國家。雖美國可能同意日本透過修正和平憲法重整軍備,藉此圍堵中國,但除非美國撤離在日超過88個軍事基地,或是放棄在日超過3萬人駐軍享有特權,否則日本難以稱為正常國家。

此外,無法忽略的是,安倍是對中國崛起提出抑制與對抗的“印太戰略”之發想者與推動者,美國前任國安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更是直接指出,“印太戰略”是安倍的創造與設計,特朗普政府不但欣然接受,而且參與領導運作。這些從特朗普政府2018年底公布的國安戰略,包括:全面調整過去四十年來對中政策,將美中關係調整為“大國競爭關係”,同時以“印太戰略”為核心,進而推動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架構,可以發現安倍對印太區域的鑿力之深。雖然安倍遇刺身亡,但是“印太戰略”已經成為印太區域、歐盟、北約等共同維繫的戰略主張,不太可能從此擱置、逐漸沒落。因此,安倍可以說是“印太戰略”的主宰者,並非單純的追隨者。

再就經濟的領域分析,從安倍“三箭”的相關措施成效加以檢視,在貨幣政策方面,其採取量化寬鬆、大肆購債、負(零)利率等措施,除了今年之外,這些年來並未讓日本通膨年增達到2%之目標;在擴大財政方面,其實是持續日本之前的傳統經濟刺激措施;在成長策略方面,雖安倍積極對外簽署自貿易協議,此意味着日本市場門檻,尤其農業領域較前更加開放,但對鼓勵創業、創新、增進職場多元等經濟結構改革方面之促進,似乎力猶未逮,表現平庸。另一方面,儘管安倍希望透過經濟結構改革,達到重振日本“榮光”,但是卻面對着包括:人口結構老化、長期累積債務餘額過高、利率長期偏低等因素影響,不但無法刺激民間消費,而且難以誘發企業投資。

不過,值得重視的是,在美國和英國逐漸朝向“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傾斜時,更加顯示日本倡議自由貿易理念所呈現的領導地位;其中,2017年美國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之後,安倍馬上承擔領導重組整合其他10個締約國家重新組成《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議(CPTPP)》生效實施;再者,又與英國、歐盟等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議(FTA)》,這些無不顯示安倍期待透過擴大與國際社會之連結,藉此提高日本在區域經濟整合中,能夠肩負領導角色。

在此同時,隨着2020年8月安倍再度以健康為理由辭去首相職務,加上在此之前2020年元月全球突如其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衝擊,雖日本政府持續實施其經濟政策主張,但日本經濟難以倖免其外,陷入衰退困境。例如:2020年第二季GDP與第一季之比較換算年率劇減27.8%,創下史上最大衰退幅度,名目GDP規模更萎縮至507萬億日圓,重返2013年水平,與安倍之前所訂定的600萬億日圓之目標相距甚遠。再者,2020年經濟成長萎縮4.8%,其減少幅度甚至超過2008年金融海嘯(年減3.6%),是二戰之後最糟的數據,使得“安倍經濟學”三箭政策,再度受到質疑。

 

▲日圓最近大幅度貶值導致日本二手汽車的價格大幅度下跌,某些車型降價超過百分之五十。俄羅斯進口商利用這個機會大幅度增加了從日本進口二手車的數量,過去的三個月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幅超過30%。圖為6月16日在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拍攝的從貨輪上卸下來的日本二手車。(新華社圖片)

整體而言,安倍所提出的“安倍經濟學”戰略,其實與1980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所推動的“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之思維極為類似,皆是以提升經濟競爭力及產業生產力為追求方向;但是,日本經濟並未達到1980年代英國經濟境界,呈現創新轉變,讓日本經濟氣象帶來一股順風、乘風而起。亦即安倍所實施的經濟三箭政策,並未讓日本經濟擺脫過去20餘年以來成長停滯與通縮的泥沼,不但無法解決日本經濟結構問題,而且無法說服企業增加資本支出;尤其在疫情蔓延衝擊下,雖抱緊現金渡過經營運困境,但卻又同時扼殺創新,進而波及經濟持續成長。誠如現任首相岸田文雄於上台不久後,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談時曾經表示的那樣,安倍經濟三箭政策實施迄今,並未完全達到讓日本經濟結構改革創造良性循環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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