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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劇變與雙循環
Global upheaval and dual loop
張明 [第3486期 2021-02-01發表]
 
張明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項目“中國海外利益保護”首席研究員。研究領域為國際金融與中國宏觀經濟。
  曾發表若干國內外核心期刊論文與財經評論。多次參加國家與部委層面的宏觀經濟研討會,並撰寫大量決策諮詢報告。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首批青年拔尖人才、中國金融博物館第二屆中國青年金融學者、中央國家機關優秀共產黨員。
  主要社會兼職:盤古宏觀經濟研究(PRIME)中心負責人、高級研究員;工業和資訊化部工業經濟分析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財政部國際經濟關係司高級顧問;中國世界經濟學會中青年委員會主任。

 


全球宏觀形勢的三大關鍵詞


我先用三個關鍵詞,來刻畫一下當前的全球宏觀形勢。

第一,疫情。截止去年12月底,全球新冠累計確診人數突破八千萬。這個趨勢迄今為止還沒有出現拐點,依然以很快速度在全球蔓延。目前全球排名前三的重災國是美國、印度、巴西。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按照這個趨勢下去,美國很快會有三千萬人確診,這意味着10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確診,這個比例着實不低。較長一段時間以來,歐洲新增人數都落後於美國,但去年9、10月份歐洲新增人數突然出現爆發式增長並一度超過美國,這是當時為什麽美元指數能觸底反彈的原因。也是因為這個問題,市場開始下調對2021年歐元區經濟增速的預測。

第二,衰退。2020年的經濟衰退是過去150年來全球經濟第四深的衰退。前三深的衰退均發生在一戰到二戰期間,因此去年是二戰以後和平時期全球經濟的最深衰退。比經濟下行更令我們擔憂的,是全球貿易的減速。在2009年之前的二十年,全球貿易年均增速約等於全球經濟年均增速的兩倍,而在2009年之後至今,兩者幾乎持平。從2018年起,全球貿易增速變得顯著低於全球經濟增速。新冠疫情的爆發進一步加劇了這個趨勢,這令我們非常不安。

現在大家非常關注疫苗的推出。疫苗大概率是先在發達國家大規模接種,其次是新興市場,最後是發展中國家。按照這個邏輯,疫情之後發達國家跟新興市場之間的分化恐怕會加劇。這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的情形剛好相反。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格局是“南升北降”。而在這次疫情之後,格局卻很可能是“北升南降”。IMF估算了主要國家未來五年內因為疫情而導致永久性産出損失,排名越高的國家損失越大。排名靠前的都是新興市場,排名靠後的主要是發達國家(也包括中國在內)。

第三,動盪。全球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自1990年代以來的歷史均值在100上下,去年一度突破400,目前依然在300左右。這正是為什麽黃金價格能夠在去年8月創出歷史新高的原因。當前,全球局勢依然面臨一系列不確定性。全球動盪加劇在資産價格方面的影響是什麽呢?從金油比指標的運動來看,總體上有利於黃金、不利於原油。超高的金油比意味着中東地區未來爆發衝突的概率較高。2021年全球油價如何運動,這背後蘊含較大的不確定性。

 

中期內三大擔憂


展望中期的全球經濟金融,我個人有三個擔憂。

第一個擔憂是負利率。新冠疫情爆發後,各國央行開閘放水。美聯儲在不到半年內把總資産從不到4萬億擴展到7萬億以上,如此寬鬆前所未有。當前全球負利率格局進一步加深。目前發達國家政府債券收益率超過2%的已經沒有了,收益率為負的佔四分之一,收益率為0~1%的佔60%左右。負格局未來進一步深化,讓我們不由得不擔憂,未來保險公司、共同基金、商業銀行在資産端收益率受碾壓時會怎麽辦,是否會因此引發新一輪風險追逐行為?我們不得而知,只能拭目以待。

第二個擔憂是高政府債務。新冠疫情爆發後,G20國家平均的財政抗疫支出佔到GDP的8%,部分國家超過了15%。這意味着政府債務會進一步攀升。事實上到2019年,各國政府債務佔GDP的比率已經達到了歷史相對峰值,和大蕭條期間非常接近。而到2020年底,主要發達國家政府債務佔GDP比率還往上走8~10個百分點。從歷史上來看,我們的確看到,在大蕭條之後,主要發達國家政府債務均出現顯著下降,但那是通過打仗和戰後重建來實現政府去槓桿的。在當前這個時點,發達國家政府債務又到了歷史高點,未來的去槓桿的路徑會是怎樣的?是有序平靜的,還是動盪混亂的?我們不得而知,只能拭目以待。

第三個擔憂,也是最深層次的憂慮,是1970年以來全球收入財産分配失衡不斷擴大,該趨勢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就很有代表性,其財富分配程度極化到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歷史上只有一個時期可堪比擬,同樣是一戰之後二戰之前的大蕭條時期。我們的確看到,在大蕭條之後美國的貧富分化程度出現了非常顯著的修復,但那是通過打仗而實現的。打仗既會摧毀存量財富,也會推動財富的再分配。在當前這個時點,全球的收入財富分配失衡又發展到這樣一個非常極化的程度,那麽未來等待我們的再平衡路徑會是怎樣的?我們不得而知,只能拭目以待。
講到這裏,我想提一個猜想。在未來10年至15年,哪個國家能在實現國內收入財富再平衡方面取得突出進展,同時又不顯著挫傷各類主體的工作積極性,那麽這個國家就有望在未來賽道中處於領跑位置。

 
▲2020年12月27日,北京至雄安新區城際鐵路大興機場至雄安新區段開通運營,京雄城際鐵路實現全線貫通,雄安站同步投入使用。這是2020年12月23日拍攝的京雄城際鐵路雄安站(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圖片)
 

雙循環新發展模式的
背景與內容


下面我分析一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它是跟隨着1990年代的沿海大發展戰略而來。在改革開放前幾十年,我們通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行業,大力引入FDI,發展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行業,這種“以外促內”的發展格局對中國經濟的騰飛做出了很大貢獻。

然而,兩個條件的變化使這種以外促內的發展方式難以為繼。首先,次貸危機後,全球經濟陷入長期性停滯格局,中美貿易衝突爆發且可能長期持續,這使得外部需求變得不再穩定和可靠。其次,中國經濟體量經過四十年高速發展為全球第二,在本身體量迅速膨脹後,再靠外需來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就變得有些力不從心。換言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既是外部壓力使然,也是內部轉型的必然。

怎麽系統推動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建設呢?我認為可以大致分為兩塊,其一是建立以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格局,這背後有三大支柱: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産業結構升級和技術創新、要素自由流動和區域一體化。其二是如何實現內外循環互促,可以從貿易、金融、開放、機制等四個層面進行思考。

先看構建內循環為主體發展格局的三大支柱。

如何實現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呢?可以從需求和供給兩個角度進行分析。

從需求角度講,最關鍵的是要持續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因為該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更高。怎麽持續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呢?五方面的改革我覺得一定要做。

首先,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層面提高居民收入的佔比。

其次,在居民部門通過一系列新舉措來糾正收入分配過度失衡。去年兩會期間,總理說中國有6億人月均可支配收入低於一千塊,這個數據令很多人覺得難以置信,但事實上是有紮實的數據支撐的。解決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非常重要,雖然難度很大,但不得不做。

再次,房住不炒的調控政策一定會長期持續。2015年之後房地産過度發展,對居民消費的擠出效應日益明顯。當前的調控措施雖然行政化色彩很強,但是不得不為之的次優選擇,可能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第四,考慮月均可支配收入低於一千塊的六億人主要分布在農村,如果不能有效提高農民收入,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就是一句空話。這意味着要取消戶籍制度、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農地流轉,以提高農民收入。

第五,中國的民營企業解決了80%的就業。如果民營企業沒有發展壯大的空間,如何實現這80%勞動力的收入提升?這意味着我們不能讓國進民退的現象重演。

從供給角度講,這意味着要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與現代服務業。尤其重要的是,我們要把有旺盛消費需求,但優質服務供不應求的行業發展起來,例如教育、醫療、養老等行業。這裏面的關鍵是破除國有企業壟斷,讓優質民營資本加快進入。

接着看産業結構升級與技術創新。如果我們想努力促進國內技術自主創新,光靠政府加強相關投入是不夠的,有三件事必須要做。一是加強對知識産權的保護。二是防止國進民退重演,2008年之後的數輪國進民退對激發國內技術自主創新是不利的。三是教育理念必須要調整,過去我們的教育體制擅長培養工程師,它鼓勵集體性、一致性的思維,而未來促進國內技術自主創新,就必須鼓勵思維的獨立性、創造性、批判性,這種思維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被長期忽視了。

再看要素自由流動和區域一體化。作為國內大循環的第三個支柱,它非常重要,可能成為未來五到十年中國最重要的趨勢。一旦我們通過推動要素在國內自由流動來塑造國內統一大市場,就必然會發生新一輪要素聚集,因此未來有些地方的區域一體化必將加速推進。

我們非常看好以下五個區域:一是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為深圳、廣州、佛山),這裏的市場化程度最高,已經形成了創新與金融的兩翼,這裏將會演變為中國版的硅谷;二是長三角(核心城市為上海、杭州、南京),這裏國有、民營經濟發展相對均衡,且是區域發展程度最均衡區域;三是京津冀。京津冀過去的問題是河北一直沒能發展起來,而如果未來雄安作為新的城市崛起的話,就可能帶動河北的發展。京津冀既是中國的科創中心,也是資源分配中心;四是由鄭州、合肥、武漢構成的中三角,這裏是中國的大通道,是高鐵時代最大的獲益者,未來也將成為勾連其他四個區域的中樞地帶;五是由成都、重慶、西安構成的西三角,這裏教育科研實力較強,且人均人力資本成本較低,可以很好地吸納從粵港澳大灣區以及長三角擴散出來的産業。

未來上述五個區域、15個核心城市,將成為中國最有發展前景的地方。然而,新一輪區域一體化有一個副作用,即區域發展不平衡在一段時期內將會加劇。例如,上述五大區域都位於胡煥庸線的東南,西部只有西三角,秦嶺淮河以北只有京津冀。換言之,如果未來要鼓勵要素在國內自由流動,那麽就需要承受一段時期內地區之間發展差異的拉大。

如何構建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呢?我各用一句話談談四個層面如何推進。在貿易層面,要打造國內版和國際版的雁陣模式。國際版雁陣模式可以在RCEP的範圍內展開。在金融層面,要開展新一輪人民幣國際化,核心是要增強貨幣的計價功能和培養貨幣的真實需求。在開放層面,要把目前的自貿區自貿港做實,並在加快金融開放時防範風險。在機制層面,既要維護舊的國際多邊機制,也要推動新興市場主導的新型多邊機制建設。前段時間RCEP的成功簽署,就是一個例證。

(本文為作者於2021年1月10日在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年會上的演講實錄,有個別刪減。原文已經作者本人審閱,並授權本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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