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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分割影響中國內需
Urban-rural segmentation affects China's domestic demand.
萬廣華 [第3470期 2020-07-20發表]
萬廣華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曾任職悉尼大學、聯合國和亞洲開發銀行。發表中英文學術和智庫成果數百項,多次獲省部級研究獎(包括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據最新RePEc對經濟學家的排名,在全球居前6%,亞洲居前3%。數次進入《世界名人錄》。是最早(2006~2008年間)提出“三農”問題需要在城市解決、2006~2008年間提出中國城市化是解決貧困和收入差距問題唯一途徑、2009~2010年間提出中國的國際發展環境包括中美關係將會越來越嚴峻的經濟學家。
 
 
2011年,筆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國際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主要結論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會千方百計圍堵、遏制中國的發展,並提出了三大破解建議:第一,國內積極推進城鎮化;第二,國際上努力改善與印度的關係;第三,繼續韜光養晦以爭取最多的發展時間和空間。今天,這些推測已經被證明是正確的。
 
為什麽要積極推進城鎮化呢?道理也很簡單:中國經濟高度依靠國際市場,所以在美歐開始圍堵中國之前,必須提升國內需求,否則供給大於需求的經濟失衡問題無疑會制約中國的增長。
 

城鄉差距是失衡原因

 
在剛剛過去的數週,中央連續頒布出口轉內銷、主要依靠國內循環發展經濟等政策。雖然已經開始強調需求,但對如何增加國內消費,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筆者一直強調,造成失衡的根本原因是收入分配的不斷惡化,尤其是居高不下的城鄉差距,這使得有錢人不增加消費,而佔絕大比例的沒有錢的人口卻沒有能力消費。所以,提升國內消費就必須想方設法改善收入分配,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減少、並逐步消除城鄉差異,因為城鄉差異是中國收入不均等的主要構成成分。
 
進一步地說,筆者從2006年起就不斷呼籲,城鎮化和市民化是中國解決城鄉差距和消除貧困的唯一和根本出路,因為對於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富裕階層只佔少數,靠稅收和財政轉移來幫助絕大多數低收入人群是沒有可行性的。中國也不例外。
 
現在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經達到了60.6%,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4%,市民化速度顯然不盡人意。有必要再次強調,內需疲軟已經導致了2009年後經濟增長率的不斷下滑,而在這數百年一遇的國際局勢動盪和疫情下,內需繼續不振無疑會動搖中國持續發展與民族振興的根基。中國必須盡快大力推進城鎮化和市民化進程,從源頭上解決供求失衡的難題。
 
其實,對於中國經濟下行的原因一直存在爭議,爭議的焦點為,它是不是經濟週期的一部分,還是正常的下滑;它是需求側還是供給側的問題;它是由外部衝擊引起的,還是由內部各種結構性原因引起的。筆者認為,這10多年的下行不完全是經濟週期的一部分,主要是由需求端引起的,而且主要是由外部衝擊所引起的。
 
可以想象,如果沒有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之後的歐洲債務危機,中國的增長不會這麽快下滑。是這些大家都知道的歷史性大事件,使得中國經濟出現了連續多年的下行。顯然,這些衝擊是外部的、是需求側的。如果按照這個推論去調整中國經濟,延緩或停止其下行趨勢,甚至恢復其增長,都必須想方設法增加內需。
 
筆者的觀點和推斷是基於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經濟學原理的。所謂的邊際消費傾向,是指個人收入增加後消費增加的幅度。不言而喻,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比較高,富裕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比較低。因此,當收入分配惡化或不均等上升時,越來越有錢的富裕階層不太增加消費,而想消費的低收入人群沒有錢消費。這樣的經濟增長,難以帶來消費或需求的上升。而在需求長期低於供給的情況下,經濟是難以持續發展的,畢竟生産出來的東西必須有去處。如果沒有去處,産品就無法實現價值,利潤和工資就無從說起。
 
具體說來,一個國家的産出(由GDP代表),大部分是要被消費掉的,剩下的是儲蓄,而儲蓄的大部分會被用於投資。如果投資不能消化所有的儲蓄,部分儲蓄就會閒置,這就出現了消費加投資需求小於産出的失衡,其解決途徑是淨出口。中國從1990年代初開始出現淨出口,2001年加入WTO後淨出口大幅度增加,都是經濟失衡的表現。甚為慶幸的是,全球化給中國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淨出口的機遇,幫助解決了中國內需不足或失衡的問題。
 
高度依賴出口自然而然會帶來一個問題,即內部失衡的經濟體必然受外部衝擊的嚴重影響,這就是為什麽2008年後,尤其是中美貿易戰後,中國經濟直線下行的根本癥結所在。在這種情況下,不解決內部需求不足的問題,經濟增長就不可能恢復。任何增加供給的舉措,只要不能減少供需缺口,都將無濟於事。
 
在逆全球化浪潮洶湧澎湃的今天,在疫情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的情況下,筆者認為,在國際秩序已經開始解體的大變局之中,中國的短中期甚至長期發展都不能指望外部國際市場來化解供需失衡的問題,必須增加國內需求。
 
 

讓經濟發展惠及低收入階層

 
當然,國內需求包括投資和消費兩大成分,但是中國高投資的詬病已經存在多年,不能再繼續增加投資率。這樣一來,增加居民消費就成為唯一的選擇。如果把低收入人群的消費增加足夠多,就可能使國內的投資-儲蓄-消費-生産基本上取得均衡。
 
問題的關鍵在於怎樣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消費?直觀上看,低收入人群不消費是他本身沒有錢,所以不少經濟學家提出來通過增加收入來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消費。筆者認為這是一個誤區,這導致了國內推出的減稅降費。必須弄清楚的是,減稅降費究竟會增加誰的收入和消費。因為減稅降費刺激的是投資,投資增加帶來的是産出的擴張,後果是供給的上升,而我們更關心的是需求側問題。如果減稅降費後低收入人群和富裕階層的收入同比例增加,收入分配不變,中國的失衡仍然存在,只是供求缺口量更大了而已。如果減稅降費後的收入分配更惠及富裕階層,不均等越發惡化,經濟失衡也就越來越嚴重。
 
所以解決中國經濟失衡問題的重要思路,在於讓經濟發展更多地惠及低收入人群,這與增長不增長或增長快慢本質上沒有關係。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從來不否認供給側的問題。任何一個經濟體在任何時候都有供給側和需求側的問題,我們需要尋找根本性的大問題。就過去若干年和今後的中國經濟而言,大問題存在於需求側,更為準確地說,是出在居民消費不足上。
 

城市化是消除貧困、解決貧富差距的重要出路

 
接下來的問題是,通過什麽途徑來降低中國的城鄉差異,以便增加消費?更為具體地,是在初次還是二次分配階段縮小城鄉差距?2006年6月筆者在復旦做報告,提出了一個很多人當時難以理解、甚至無法接受的觀點:城市化是消除中國貧困,解決貧富差距唯一的出路。這個觀點於2008年發表在《比較》上,至今還能在聯合國的中文版網頁上找到。現在這個觀點已經被很多人、包括政府所接受和採納。
 
通過城鎮化解決貧困和不均等問題就是在初次分配階段降低貧富差距,比導致各種扭曲的二次分配更為有效和合理。這個思路不只適用於中國或亞洲,所有欠發達國家,尤其是在進入中高等收入發展階段之前,都只能依靠城鎮化來解決貧困和收入分配不均等問題。筆者2003~2004年開始研究的、2007年在國外發表的成果表明,發展中國家貧富差距的最大組成成分是城鄉差異,而且這個成分是最不合情合理的。
 
然而,中國全社會都在支持農村的發展,致力於解決“三農”問題。中央政府至少從2003年起就開始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而且中國的不均等從2007年前後確實開始下降(參見筆者在《勞動經濟》上發表的論文)。但為什麽中國的需求仍然上不去,供需失衡仍然存在?據最新公布的數據,2019年中國的淨出口仍然佔GDP的11%。當然,我們不是說中國不能有淨出口,中國還是需要外貿和外匯率的,但高達GDP的11%的供需缺口是無法持續的。這裏顯然出現了一個矛盾:貧富差距在下降,但供需失衡的問題卻沒有改善。
 
為什麽不均等的下降沒有帶來中國消費的上升?不管是用大家所熟悉的基尼系數,還是筆者用得比較多的泰爾指數來代表不均等,貧富差距與各省的人均消費之間呈正相關關係,這意味着收入分配的改善帶來的不是我們預期的消費上升,而是消費的下降。這與人們的預期,以及基本的經濟學原理都是相反的。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國家、地區或省市的不均等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城市內部的不均等,二是農村內部的不均等,三是城鄉之間的差距。把前兩部分合併在一起,我們稱之為內部差距,用第三部分來代表城鄉分割。我們發現,消費與內部差距之間呈負相關,與經濟學原理和預期相符。換言之,改善城鎮內部的收入分配能夠帶來城市消費的上升,改善農村內部的收入分配也能帶來農村消費的上升。
 
所以,違背預期與經濟學原理的、前述的消費-整體不均等正相關不是由內部差距引起的,而是由城鄉差距引起的。因為我們發現,它們之間為正相關,即隨着城鄉差距的拉大,中國的消費會增加,而隨着城鄉差距的縮小,中國的消費會下降。顯然,城鄉分割是中國內需不振的根源。
 
為什麽會有這樣的結果呢?這是因為農村的社會保障比較薄弱,農村面臨較高的生産風險,而且農村的金融市場也不夠發達,這些都抑制了農村的消費。所以,農村的儲蓄率高於城市,也就是說農村的消費率低於城市。這時如果通過財政轉移或“反哺”,把收入從城市轉到了農村,就等價於把收入從邊際消費比較高的地方轉到比較低的地方,導致平均消費的下降。
 
這樣我們就得到如下的結論:存在城鄉分割時,盲目地改善收入分配會惡化內需不振的問題。而在消除城鄉分割後,收入分配的改善反倒能夠促進消費,這一正一負的轉換對中國的持續增長、民族復興至關重要。
 
最後總結一下:欲提升國內需求,必須改善收入分配,但過去若干年收入不均等的下降並沒有帶來內需的上升。這是因為不均等提升內需有個前提條件,這是至今為止很多人都忽略掉的:中國必須首先消除城鄉分割。在沒有消除城鄉分割的情況下,盲目的財政轉移可能導致了適得其反的後果,拖累了中國的增長;只有在消除城鄉分割後,貧富差距的縮小才能幫助提振內需。消除城鄉分割也不僅僅是簡單地讓農民進城,更為重要的是要推進市民化,讓數億已經進城和數億將會進城的農民(尤其是移民子女),分步驟地、短期內有區別地享受與城鎮市民同等的國民(尤其是教育和高考方面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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