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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期如何重塑台灣經濟
How to rebuild Taiwan’s economy in the post-pandemic period?
戴肇洋 [第3468期 2020-06-22發表]
灣省商業會顧問、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日本關西大學經濟學博士修畢。歷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顧問,台灣綜合研究院副所長、所長兼財經諮詢委員會委員暨執行秘書,台灣經濟研究院組長,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國際經濟組召集人,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顧問,日本關西大學經濟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等職。

在不久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其例行所公布的報告中曾經指出,年初以來,由於受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波及,許多國家為能防止疫情擴散蔓延,除了實施封城鎖國之外,不惜採取暫停工業生產、緊縮商業活動、管制人員流動,頓時造成全球陷入生產斷鏈恐慌、實體交易降低、流動受到阻礙,2020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將呈現-3%的萎縮,同時大幅調降台灣經濟成長幅度,從之前所預測的2%下修至-4%。另一機構IHS Markit,則是將今年台灣經濟的成長表現,從1.05%下修至-1.64%。
 

內在因素“脆弱性”干擾經濟發展


那麼,今後台灣經濟應如何前行?先從近年以來台灣經濟在發展上所存在的內在因素“脆弱性”來說,這些包括:

其一,訂單移轉效應下滑疑慮。雖過去2年以來台灣經濟成長超越亞太其他三條小龍,但其動能是來自中美貿易爭端的催化,帶來訂單移轉效應;不過,中美兩國在1月15日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後,其訂單移轉效應,將會隨時間的經過,逐漸呈現下滑之趨勢。至於台商回流方面,雖以大型企業為主的供應商扮演領銜引擎角色,先行回台投資,同時發揮母雞效應,帶動以中小企業為主的供應商持續在台投資,重新打造產業供應生態體系;但如果更進一步加以觀察,迄今其產業關聯效果的連結、就業人數的創造、薪資水準的提高所呈現的數據,皆都不如預期,其回流高峰恐將接近尾聲。

其二,自由貿易協定洽簽不易。在促進台商回流投資的同時,由於國際政治環境現實,造成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受阻,使得台商在面對全球市場競爭上,目前除了電子、資訊產品因參與《資訊科技協定》而受到免關稅、低關稅保護之外,其他產業在出口時,缺乏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加持,尤其無法加入多邊自由貿易協定例如CPTPP、RCEP之限制,無疑面對各國關稅障礙之下,極易導致台商出口產業受到影響。

其三,產業政策效益未能落實。過去4年以來,台灣當局積極推動南向政策,雖可以降低對大陸市場的依賴,但東盟各國在頗龐大的中國大陸市場潛力誘因下,其實迄今經濟效益兌現相當有限,尤其出口表現不盡理想,今年1~5月對東盟之出口成長,甚至萎縮3.2%。此外,在“5+2產業”創新計劃上,除了綠能、風能等項目因台灣當局追求2025年達成“非核家園”願景,而不惜成本積極投入有所發展之外,其他產業受到技術層次、市場規模等條件限制,在短期內其實不易呈現效益。

其四,數位經濟轉型思維不足。面對邁入數位經濟時代之下,正在衝擊全球包括台灣在內整體商業模式,除了AI、5G等人才培育明顯落後之外,與美國、大陸等數位經濟連結生態體系的建立,極為明顯不足。此外,在前瞻台灣整體產業政策規劃布局上,仍停滯在以製造業為主的傳統思考,造成製造業升級轉型速度落後。至於服務業方面,雖致力朝向優質化、精緻化等發展方向,但市場規模誘因缺乏,加上投入研發創造附加價值有限;尤其在官方主管部門規範管制下,導致服務業活力不足,出口競爭力道薄弱。

其五,能源政策規劃曲高和寡。台灣因受到先天自然資源貧乏限制,而影響能源政策轉型發展空間,面對缺電危機之下,雖過去四年積極推動能源轉型,包括再生能源發電佔比20%、燃氣50%、燃煤30%,希望2025年達成“非核家園”夢幻願景;但卻又忽略在推動上述項目過程中,除了必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外,更加需要重視其所涉及的土地、運輸、儲存、天候、海象等環境因素風險。顯然地,台灣若要選擇再生能源發電完全取代核能發電,其實有先天的困難,加上進口燃氣發電更是極易受到國際因素影響。誠如最近在台美國商會在其報告中指出,推動台商回流投資勢必增加能源需求,2025年停止核電,必須保證未來10年能源供應無虞,以因應用電需求較高的製造業者,甚至懷疑再生能源佔比20%目標。

 

外在因素“局限性”不容忽視


除了受到內在因素干擾之外,其實最為關鍵的是來自於外在因素“局限性”之糾葛,這些包括:

首先,兩岸關係陷入停滯不前。依據相關資料統計顯示,大陸佔台灣出口總量的40%,以及佔貿易總量的30%,過去40年以來對台灣經濟成長和貿易的貢獻,尤其長期所累積的貿易順差,不言可喻。如果未來兩岸關係不能妥善處理,經貿關係勢必首當其衝。雖兩岸ECFA早收清單項目沒有十年期限,但如果兩岸關係持續不佳,一旦大陸提出中止條款廢除早收清單降稅優惠,此將造成台灣每年出口大陸早收清單200億美元以上產品面對被課稅的命運,甚至影響出口,其對台灣經濟成長和貿易的衝擊,不容小覷。然而,令人更加遺憾的是,兩岸ECFA之下最重要的服務貿易協議,在完成立法的前夕,卻又在台灣內部一場突如其來“反中”示威運動下撕毀;至於貨物貿易協議方面,則是在反對黨派壓力下中止。之後,隨着政權再度輪替,因“九二共識”歧見,而導致兩岸關係急轉直下,其對台灣經濟的負面影響,猶如雪上加霜。

其次,中美貿易爭端暫緩未熄。今年1月15日雖中美兩國已經完成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讓糾葛接近兩年的貿易爭端獲致暫時緩和空間,但如果觀察其內容可以發現是一項簡單的貿易協議,其中降稅項目和比例均都有限。不過,更加令人擔憂的是,雖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未來將會持續與中國進行第二階段的貿易協商,但隨着全球新關肺炎疫情擴散蔓延,美國確診人數擴散之快,前所未有,死亡人數增加之速,超過越戰時期,特朗普甚至提出“與中國簽署100項協議,也無法彌補因疫情而已逝去的生命”言論,以及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更是表示並不排除切斷與中國的全面關係。因此,中美兩國可能延宕至今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後始有可能完成協商。也就是說,今年中美之間貿易仍面對着關稅不確定性風險,此對台灣中間產品零組件輸出大陸進行加工組裝之後,再行轉往美國顯然極為不利。

再者,區域經濟整合參與受阻。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多哈回合談判破局後,取而代之的是區域經濟整合快速發展,雖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需求非常強烈,但受到政治因素干擾,迄今努力若非事倍功半,則是不得其門而入。其中,CPTPP已經在前年年底生效,至於RCEP則是在去年年底達成共識,即將在今年內完成簽署,明年開始生效。兩個區域經濟組織與台灣的經濟關係非常密切,依據資料統計顯示,目前CPTPP佔台灣對外貿易與投資金額的24%和14%,RCEP則佔57%和65%,隨着這些國家之間產品免稅進行交易,在增加彼此交易的同時,將會排擠與非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台灣出口產品勢必首當其衝。雖台灣可以努力尋求其他國家,包括美國和日本等屬於台灣較重要的貿易伙伴洽簽FTA,但前者的障礙在於是否開放含有禁藥的豬牛肉品,後者的障礙在於是否開放包括核災地區的物品,這些涉及民眾食品安全問題,顯然是難度頗高的挑戰。   

很顯然地,在全球化及專業分工化趨勢下,台灣過去遵循比較利益原則集中發展特定產業,並將此一原則發揮得淋漓盡致。如果沒有其他外在衝擊,儘管台灣經濟升級略為緩慢,但其實在頗穩健的道路上仍有序地邁向產業轉型之路。雖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造成嚴重傷害,但並未造成供應斷鏈,甚至更加深化全球分工格局。不過,意想不到此波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衝擊,打亂有序頗穩健的經濟步調,明顯重創全球分工體系,使得各國難以倖免於難。

 
▲疫情趨緩,花蓮旅遊期待轉機。圖為遊客在進入花蓮縣一家餐廳前,接受體溫檢測。(新華社圖片)  
 

大陸始終是台灣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重要市場


個人認為,大陸始終是台灣在促進經濟成長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市場。亦即面對中美兩國貿易爭端暫緩未熄,陷入混沌不明之下,更加需要積極尋求促進兩岸關係朝向和平穩定發展,藉以從頗悶困的經濟狀況中走出,進而為台灣經濟之未來發展打造美好願景,除此之外別無他途。

因此,台灣當局應思考如何在互補互利基礎下重塑台灣經濟韌性;尤其在此波新冠疫情後,全球正在翻轉產業生態樣貌,製造業由過去的“世界工廠”模式逐步轉型為“區域製造”形態,服務業則是由過去的“實體交易”模式加速轉型為“虛擬電商”形態,此一發展趨勢將會對兩岸經濟產生無遠弗屆的影響。是故,此時此刻兩岸必須積極思考如何重燃已停滯四年的關係,藉此加強合作共同因應詭譎變化多端的全球經濟之挑戰,此將考驗兩岸當局的智慧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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