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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讓全球的命運休戚與共
The world shares weal and woe amid the pandemic outbreak
戴肇洋 [第3464期 2020-04-27發表]
 
戴肇洋
  台灣省商業會顧問、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日本關西大學經濟學博士修畢。歷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顧問,台灣綜合研究院副所長、所長兼財經諮詢委員會委員暨執行秘書,台灣經濟研究院組長,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國際經濟組召集人,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顧問,日本關西大學經濟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等職。
 
 
今年春節前夕中國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之後,從湖北起開始採取封村、封路、封市、封省等頗嚴苛的措施,切斷對外傳播管道,甚至不惜暫停經濟活動,其目的在於讓疫情控制在每一個地區之內加以阻絕,藉以防止疫情蔓延擴散。雖這些是中國面對日益升溫的疫情之下,別無選擇所採取的嚴苛做法,使得中國短期之內在生產、服務、消費、流通等經濟領域上,必須相對付出極慘痛的衰退代價,但若以目前來看,中國在防止疫情蔓延擴散上所採取的嚴苛做法,其實是成功的選擇。也因如此,中國在初步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後,不但製造業逐漸復工復產,而且服務業開始恢復商業活動。
 
儘管,中國爆發新冠肺炎初期,面對疫情在短期內快速蔓延擴散威脅之下,西方許多國家直接採取暫停與中國之間的人員交流與貨物往來,尤其部分國家淪為狹隘的民族、種族之意識形態糾葛,採取冷眼旁觀、隔岸觀火,或是冷嘲熱諷、落井下石。然而,不久之後我們卻又發現,這些國家除了低估新冠肺炎疫情風險之外,更加忽略藉此掌握最佳時間機會,針對疫情所可能帶來的威脅未雨綢繆進行超前部署,導致在中國對抗新冠肺炎疫情逐漸完成攻堅收尾之同時,全球從亞洲、中東至歐洲、美洲等地區許多國家疫情,正在方興未艾,甚至陷入失控不斷蔓延擴散,不但確診病例人數急劇增加,而且死亡人數更是倍數成長,頗有燎原之勢。
 

面對這種極嚴苛的情勢威脅之下,“封城”、“鎖國”已成為全球各國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擴散別無選擇的危機處理標準模式。這不但讓採取專業分工布局的全球許多跨國組裝製造產業面對生產斷鏈危機,而且讓促進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內需服務產業呈現消費萎縮困境。圖為3月17日,馬耳他首都瓦萊塔的一家餐廳沒有客人光顧。(新華社圖片)  
 

疫情影響全球供給結構

 
從危機的本質來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衍生的危機,與1990年日本金融崩潰、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狀況,其實有明顯的不同。亦即最近30餘年以來三次金融危機的背後是,金融市場遭到投機利用槓桿過度炒作之下,造成金融資產不斷堆積自我膨脹;但是,市場需求並未隨着供給水漲船高,最後金融體系所形成的龐大泡沫因債務累積偏高而破滅。同時,隨着金融體系泡沫破滅之後,市場回歸正常軌道運作,在需求急劇萎縮下,進而延伸爆發金融危機。雖各國在進行結構調整過程中,歷經頗漫長的經濟成長低迷期間,但其所必須克服的問題是屬於需求結構的解決,全球供給結構在整體上,並無明顯受到嚴重衝擊。
 
相對而言,如果檢視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危機,其真正問題根源並非來自需求結構所存在的缺陷,而是在於供給結構因各國實施“封城”、“鎖國”措施而陷入前所未有停滯狀況。亦即隨着新冠肺炎疫情不斷蔓延,全球各國政府為能防止其過度擴散,從小範圍的市與市之間、村與村之間,至大範圍的國與國之間、省(州)與省(州)之間,不論是製造生產活動,抑或是服務消費行為,受到人為強制切斷,在恐慌懼怕與自我保護心理,加上難以掌握疫情狀況或影響生活作息陰霾籠罩下,讓全球既有已建立的供給結構正在受到全面性、系統性之干擾,此一突如其來風險,舉世罕見。
 
面對這種極嚴苛的情勢威脅之下,“封城”、“鎖國”已成為全球各國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擴散別無選擇的危機處理標準模式。若從全球各國應變疫情衝擊所採取的大同小異封城、鎖國措施,甚至實施國境進出管制或人員往來禁止,例如:限制非屬必要的跨國商務及觀光旅遊、減少非屬必要的運動競技或集會活動等做法來看,除了對不同的產業包括:航空運輸、觀光旅遊、餐飲、零售等業者淪為首當其衝帶來相當程度衝擊之外,其限縮民眾行動自由,勢必引發不同程度質疑。尤其實施封城、鎖國措施,不但讓採取專業分工布局的全球許多跨國組裝製造產業面對生產斷鏈危機,而且讓促進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內需服務產業呈現消費萎縮困境。
 
在學理上,面對危機急劇來臨,不論是政府執政者或企業負責人,為了避免危機更進一步失控或惡化,依據危機處理原則,除了爭分奪秒快速掌握總攬全局之外,必須與時俱進不斷提出各項應變對策;尤其更加需要因地制宜,不計代價緊急推動各種管制措施。從過去的經驗顯示,一旦稍有猶豫,其最後恐將承受反受其亂更難以收拾的後果,甚至遭到各界指責。換句話說,應變危機衝擊,各國在實施封城、鎖國措施的同時,卻又無法忽略在國際化、全球化時代下,如何從自身為國際社會成員的角度切入,提出更宏觀、完整的善後處理措施,讓危機所帶來的影響能夠降至最低、讓危機所造成的損害得以快速復原。
 
誠如上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真正問題根源,並非在需求結構面,而是在供給結構面。然而,疫情延燒迄今,從全球各國政府採取的措施加以歸納,許多國家似乎將其應變對策聚焦於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舉例來說,美國聯邦政府除了透過財政政策撒幣挽救經濟之外,美聯儲(Fed)在短短兩週內,雖出其不意採取大幅降息救市做法,但迄今資本市場並未呈現積極反映其政策效果。亦即在學理上,無論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皆是屬於“總需求政策”,在總需求偏低時,採取政策擴張;相對在總需求偏高時,理應採取政策緊縮,顯示目前全球許多國家政府在應變此次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對策上,並未對症下藥。
 
比較之下,中國在新冠肺炎疫情獲致初步控制後,開始積極推動復工復產,雖目前尚未完全恢復達到停工停產之前動能,但卻從肩負全球最大的製造國家之角色起程,希望讓全球供應因疫情而斷鏈的產業遭到損害降至最低程度,以及讓包括中國在內全球陷入經營困境的企業取得生存機會,否則中國、甚至全球經濟將因產業斷鏈而蒙受難以承受的衝擊。舉例來說:湖北武漢是中、美、日、英、法等全球五大車系的製造組裝基地,其所涉及的相關企業超過六百家、零組配件企業達到一萬三千家,一旦武漢淪為無期停工停產,全球五大車系製造組裝勢必陷入無以為繼困境。
 

位於湖北省荊州市的法雷奧汽車空調湖北有限公司,自二月下旬實施有序分步復工以來,目前已恢復產能90%,80%以上的員工復工返崗。圖為3月19日,法雷奧汽車空調湖北有限公司的工人在生產線上工作。(新華社圖片)
 

推動國際合作方為上策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同時在短期內快速蔓延擴散其他國家後,雖全球部分國家皆將其矛頭劍指中國必須肩負責任,但中國在其國內疫情獲得初步控制後,充分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精神,開始提供醫療物品及派遣醫療專家支援意大利、西班牙、伊朗、塞爾維亞等疫情較為嚴重國家,共同對抗新冠肺炎威脅。
 
無獨有偶,除了中國之外,歐盟成立之後始終位居領導地位的德國在面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威脅下之義舉,更是不遑多讓。雖然德國疫情頗為嚴重,目前其感染確診人數突破十萬人、死亡人數超過千人,但是德國不論是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抑或是醫療資源整合,相對歐盟其他成員國家更為完善,在命運休戚與共理念下,義不容辭扮演肩負領導角色,不吝提供醫療物品及派遣醫療專家協助鄰國共同對抗新冠肺炎衝擊。
 
由此可見,雖此次新型冠狀肺炎疫情非常嚴重,但卻又充分反映在全球化潮流下“人類命運休戚與共”理念,並非採取孤立化以尋求自我利益為優先。畢竟,全球人類命運一體,疫情早已超越國界,面對這場沒有硝煙戰爭,促進國際合作既是對抗疫情緊急狀況的需求,也是重塑國際社會正面治理的需求。雖此一期間少數國家採取以鄰為壑、相互脫鈎、推卸責任現象,與國際合作之理念背道而馳,但卻又發現多數國家透過分享相互協助,呈現更光輝的格局。因此,面對國際社會地緣風險因素日益提高之下,未來各國無法避免必須調整治理思維,主動從局部合作升級為全域合作,如此始能應變全球各種突發事件挑戰。
 

亟需重構全球治理秩序新格局

 
換句話說,全球必須思考此次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緩和或結束之後,如何擺脫既有框架重新迎接全球秩序新局。誠如《紐約時報》提出頗敏銳的論述:“面對新型冠狀肺炎危機,美國恐將不再是一個慷慨的全球領導國家”。此一論述充分說明,雖國際社會輿論從中美應變此次危機所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做法和效果中,已逐漸嗅到疫情結束之後全球秩序重組的氛圍。至於這些治理思維,個人認為其大致可以歸納分成:
 
其一,改革應對風險處理機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快、擴散之速所帶來的恐慌畏懼亂象,前所未有,除了暴露全球公共衛生領域儲備動能微弱之外,也顯示了各國政府對現行防疫體系的重視不足。面對國際社會地緣風險因素日益提高之下,加強構築全球公共衛生或其他類似災害預警機制和應對能力,刻不容緩。雖目前國際已建立的公共衛生平台不少,但卻又機制碎片,需要整合形成機制,發揮共同合作力道;尤其面對疫情資訊應該利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技術建立高效透明疫情預警、通報與追蹤體系。此外,此次中國在支援武漢和其他國家對抗疫情過程中所採取省對省、省對國之對口支援模式,亦可探索完善成為國際公共衛生對口支援模式。
 
其二,發揮多邊合作體系功能。雖目前各國政府將重心聚焦於對抗其國內疫情,但由於各國所採取的措施並不相同,尤其科學應對疫情需要在更緊密的國際溝通與合作上更進一步共同研擬訂定較統一的檢測、診斷、治療、出院國際標準。亦即各國在對抗疫情過程中,必須透過經驗的交流及問題之探討、聯合研發藥物和疫苗、整合戰略物資和醫療資源、協調各國金融和財政政策,如此始能快速克服疫情步伐,進而提高國際社會信心。換句話說,隨着公共衛生或其他類似災害日益複雜、頻繁之下,參與國際合作及經驗分享,是未來協助人類應對各種風險的正面力道。
 
其三,重建國際社會領導力道。此次新冠肺炎危機與之前人類社會曾歷經的幾次危機比較,其中最為不堪的是,呈現群龍無首、協調困難。不可否認,此乃特朗普總統上任之後堅持選擇“美國優先”理念,造成全球治理失靈亂象。其實,特朗普在本質上,除了忽略美國長期以來在國際社會上所肩負責任與合作意識之外,在政策上更隱含着頗狹隘的民族主義或種族因素。然而,近年以來國際社會已層出不窮的黑天鵝與灰犀牛“不確定性”事件,卻是提醒人類已步入風險偏高的時代,若要應對全球治理失靈亂象,最好的辦法是重建新的國際社會領導力道,始能降低這些“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
 
整體而言,此次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產業、金融、社會結構的衝擊非常明顯,面對全球共同危機之下,中美兩國作為大國應該在全球醫療衛生合作上發揮帶頭作用。其實,自從爆發疫情迄今,兩國民間相互支援沒有中斷,說明兩國是存在合作的基礎。儘管,中美兩國之間戰略博弈頗為複雜;但是,在人命關天時刻上,兩國更加需要超越既有歧見與格局,更為兩國與全球利益肩負大國責任。
 
在此同時,回顧《人類簡史》作者Harari, Yuval Noah在其最近所發表的文章中指出:如果這場疫情帶來的是人類之間更嚴重的不信任和不團結,是病毒的最大勝利。相對而言,如果這場疫情帶來的是全球更緊密的互信與合作,此將是人類對抗未來所有病毒的勝利。誠如美國詩人同時是1960年諾貝爾文學獎項得主的Thomas, Stearns Eliot在其著名長詩《荒原》中描述:四月是最為殘酷的季節,從荒原上長出丁香,將追憶融合願望,再利用春雨催促其已遲鈍的根芽,若以其形容目前國際社會的是,因新冠肺炎危機而陷入墜落的三月,卻讓各國發現彼此,不但是經濟、產業的共同體,而且為生命、安全之共同體,唯有落實合作,始能促進人類共同克服最為殘酷的四月,進而迎接更加希望的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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