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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日韓高峰會議的觀察談台灣之選擇
On the choice of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mmit of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戴肇洋 [第3460期 2020-01-20發表]
 
戴肇洋
  台灣省商業會顧問、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日本關西大學經濟學博士修畢。歷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顧問,台灣綜合研究院副所長、所長兼財經諮詢委員會委員暨執行秘書,台灣經濟研究院組長,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國際經濟組召集人,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顧問,日本關西大學經濟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等職。
 
 
在全球將核心聚焦於中美兩國貿易談判歷經波折之後終告達成簽署《第一階段協議》的同時,將涉及亞太地區未來前景的第八回合“中日韓領袖高峰會議”,於去年12月24日在四川成都圓滿落幕,此為揮別2019年之前中國頗重要的一次主場外交。尤其是12月2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日韓領袖高峰會議正式登場之前,分別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及韓國總統文在寅會談,不但肯定安倍對維穩中日關係的決心,而且讚譽文在寅對處理韓朝問題的得當,此讓安倍在會議中表示,中日韓並非東漢末年魏蜀吳的三國鼎立,而是朝向攜手共建“新的三國時代”之三方合作。
 

2019年12月24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四川成都與韓國總統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共同出席第七屆中日韓工商峰會並致辭。(新華社圖片)  
 

推動三國加速經濟整合

 
雖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會議中所提出“新的三國時代”的論述,頗為令人玩味;但其背後所顯示的意義,卻又值得我們加以觀察。亦即在此次中日韓領袖高峰會議中,三國除了簽署“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文件,透過多邊對話平台,消弭過去以來彼此之間所存在的歧見之外,在支持朝鮮半島廢除核子計劃上,也達成了一致立場。不過,更加重要的是,中日韓領袖共同宣示,特別針對未來將致力於維護自由貿易制度和遵循多邊主義,加強既有國際規則、支持改革WTO世貿組織,以及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基礎上,加速推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進而打造“和平友好、互利共贏”經濟整合等議題進行廣泛交換意見。
 
不可否認,安倍始終被視為日本右翼政治人物的代表,從再度接任首相之後的作為可以發現,其致力以提高日本國際角色,促進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為願景。雖安倍在外交政策上,仍是選擇“唯美馬首是瞻”,但面對國際權力格局急劇變化,尤其是在中國快速崛起之下,安倍認為在國家戰略上,必須從現實主義的立場考量,以靈活的手段改善與中國之雙邊關係。例如:去年6月在日本大阪舉行“G20”高峰會議時,安倍特別邀請習近平於2020年春天時,以國賓的身份再度訪問日本。相對中國方面,無論從“大國外交”或“周邊外交”的布局來看,面對中美關係因貿易糾葛而可能形成長期冷戰關鍵時刻,更是無法忽略日本在國際經濟舞台上所佔有的重要地位。
 
其次,中韓關係方面,2014年美國提出朝鮮半島部署“戰區高空防禦系統(THAAD)”之後,讓雙方的關係陷入低潮,尤其是在2016年7月韓國罔顧中方反對,仍是落實此一部署行動,造成中國對韓國執行包括:旅遊團體取消赴韓行程,以及抵制境內韓國企業經營等多項的反制措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2月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訪問韓國,提出與韓國對話及合作的訊息,以及結合“一帶一路”倡議與發展韓國之戰略規劃之後,已呈現出加強中韓關係明確信號。至於日韓關係方面,2018年10月韓國最高法院裁定,要求日本對二戰期間被迫勞役的韓國勞工進行賠償,導致日本從2019年7月起對韓國製造半導體的原材料實施出口管制之外,兩國相互採取從出口優惠國“白名單”中逕自剔除,讓日韓關係進入從1965年建交以來的冰冷時期,此次兩國領袖透過成都高峰會議,將有助於緩和雙方緊張關係。
 
從上述中很顯然地可以發現,此次中日韓領袖高峰會議除了達成建立多邊對話平台,以及支持朝鮮半島廢核之外,其實最重要的意義是在於,更進一步推動三國加速經濟整合。依據官方數據統計顯示,目前中日韓三國經濟體人口接近16億人、約佔全球的四分之一,GDP超過20兆美元、約佔全球的四分之一,貿易金額達到7,200億美元以上、約佔全球貿易金額的六分之一,未來一旦達成整合,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道,不容小覷。亦即面對美國特朗普總統秉持“優先主義”實施貿易保護政策威脅之下,中日韓三國經濟體若能透過聯盟加以整合,除了可以擺脫對美國的依賴,減少中美貿易爭端所延伸的衝擊之外,亦可藉此機會重組產業供應生態體系,達到分散市場風險。
 

面對2020年RCEP即將完成簽署,中日韓針對簽署FTA加速進行談判又已經取得高度共識,若台灣被排擠在區域經濟整合之外或無法簽署自由貿易協議,則難免會在未來貿易上遭到邊緣化、孤立化。圖為在第十二屆中國-東北亞博覽會上,港台企業組團來拓展市場,一名台灣參展商在整理櫃枱。(新華社圖片)  
 

合作仍充滿變數

 
換句話說,近年隨着中國經濟體快速崛起,在與美國經濟體形成“2G”地位之下,若能藉此將日韓兩國納入“區域多邊主義”的行列,在無形中可以添增與美國“優先主義”抗衡之條件。儘管,以經濟規模來看,東亞地區的中日韓、北美地區的美加墨和歐盟地區列為世界三大經濟板塊;然而,以內部貿易依存程度而言,目前歐洲依存程度約達60%,美加墨超過50%,中日韓則是僅有14%。由此可見,中日韓三國在區域內部整合力道上相形見絀,不但未能在全球經濟上提高其影響力,而且沒有在地區經濟中發揮其競爭力。再者,面對近年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暈染,以及目前全球經濟發展呈現低迷趨勢之下,尤其是在2018年12月《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議(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與2019年11月《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RCEP)》先後取得進展之後,推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協議(FTA)》談判已成為三國共同努力的目標。
 
事實而言,過去八年以來先後舉行八次(包括本次) 三國領袖高峰會議,卻又因2013年中日釣魚台領土爭端、2014年日韓獨島領土糾葛、2016年中韓薩德(THAAD)事件及2017年中日關係緊張等因素而停開四次。此外,若以三國之間現實來看,中國對日、韓的貿易存在顯著逆差,未來在洽簽FTA前提下,從平均關稅稅率的降低到服務領域的開放及投資限制的鬆綁等,需要大幅調整;相對日韓高端科技對中國輸出之管制,在美國壓力下,是否願意逐步解除;再者,韓國已經可以利用2016年所簽署的《中韓FTA》作為進入中國優惠待遇管道,卻對日本存在長期貿易逆差關係,是否具有簽署《中日韓FTA》誘因等,這些因素均讓中日韓推動合作及簽署FTA前景,仍充滿着許多變數。
 

台灣經貿恐被邊緣化

 
儘管,中日韓利用即將於2020年RCEP完成簽署之機會,積極推動建立三國自由貿易關係,仍充滿着許多變數;然而,卻讓台灣無法掉以輕心的是,RCEP完成簽署之後,未來勢必對台灣的貿易造成極嚴重的威脅。依據台灣官方單位所公布的對外貿易資料統計顯示,2018年RCEP成員佔台灣對外貿易之比重的57%、對外投資的67%,與台灣的經濟關係遠遠超過CPTPP成員佔台灣對外貿易之比重的24%、對外投資的14%;若再以此作為基礎加碼所形成的中日韓FTA一旦完成簽署,其對台灣貿易的未來發展,無疑更是雪上加霜。
 
亦即面對2020年RCEP即將完成簽署,中日韓針對簽署FTA加速進行談判又已經取得高度共識,若台灣被排擠在區域經濟整合之外或無法簽署自由貿易協議,則未來在貿易上所遭到的邊緣化、孤立化問題勢必更為嚴重,甚至成為2020年之後影響台灣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因素之首。誠如台灣許多學者專家再三指出,2020年RCEP簽署所形成的關稅障礙,將削弱台灣出口RCEP成員的產品競爭條件;此外,加上目前台日韓對中國大陸出口的重要非零關稅產品,包括:電機、光學及精密儀器類別產品,這些皆為台灣極重要的產業,未來中國大陸與日韓FTA降稅時程走完,其對台灣經濟的影響,更是無法忽略。其實,不久之前台灣官方單位曾經估算協議生效之後,台灣無論在GDP或貿易增長所遭到的損害,更是超過亞太地區其他國家。
 
畢竟,中國大陸是在RCEP組織中最為重要的主導國家,尤其大陸1990年代以來更是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市場,2018年佔台灣出口之比重高達41%;至於東盟國家方面,近年隨着經濟快速增長,已成為台灣出口超越美歐市場、僅次於中國大陸的潛力市場,台灣絕不可能也不應該放棄中國大陸或東盟國家市場,否則等同於自絕對外貿易的生路。因此,缺席RCEP,不但暴露台灣FTA覆蓋比率極低的隱憂,而且呈現近年台灣出口產業M型發展之潛在危機。
 
依據台灣官方單位所公布的資料統計顯示,台灣出口呈現過度集中單一地區(或國家),以及高度依賴某類產品等兩大隱憂,若以2019年前11個月來看,其中台灣僅有出口美國因資通與視聽產品劇增而大幅成長17.6%,其他重要出口市場,例如:中國大陸衰退5.4%、東盟減少7.6%及歐盟萎縮5.3%等,皆為衰退局面。至於出口品項方面,除了資通與視聽產品成長高達21.5%正成長兩位數字之外,其餘類別品項大致呈現負成長現象。此意味着,台灣在對外貿易思維上,較為偏重出口美國產業,卻又忽略RCEP對台灣的衝擊。
 
誠如前揭,中國大陸與東盟已成為台灣出口第一、二兩大夥伴,而且是RCEP的重要成員,雖拉高出口美國市場比重,但在現實上難以抵銷RCEP關稅障礙所帶來的負面衝擊。此外,台灣對上述兩者的出口結構,與出口美國的結構比較,可以說是大異其趣。也就是說,台灣出口中國大陸與東盟國家偏重以傳統產業為主的機械及零件、塑料及製品等中間產品,相對出口美國則是以科技產業為主的電子資訊及通訊產品等終端消費產品。亦即在沒有區域貿易協議的保護之下,由於台灣是《資訊科技協定(ITA)》成員,電子資訊及通訊等科技產業相關產品出口,大多屬於零關稅率,使得其相關產業極易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打造生產鏈結,甚至形成一枝獨秀;但是,機械及塑料等傳統產業相關產品出口,卻又必須面對高關稅率,在關稅自然而然成為出口門檻限制下,不但大幅弱化這些出口產品的競爭,而且阻礙這些出口產業之發展。
 
整體而言,面對即將而來的RCEP區域經濟整合的衝擊,或是積極展開談判的FTA壓力之下,令人遺憾的是,地理位置於東亞區域核心的台灣,並非沒有意識問題所產生後果的嚴重,而是因大陸主導,而選擇刻意忽略加以轉移淡化。尤其2016年5月之後,隨着兩岸關係的僵化,加上兩岸經濟架構協議(ECFA)後續服貿協議、貨貿協議、爭端機制等談判之停滯無法前進,更是讓台灣的出口結構產生急劇變化。亦即在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愈來愈快的現實環境之下,台灣根本沒有其他任何選擇,唯有擺脫意識形態桎梏,積極化解兩岸關係糾葛,藉以早日參與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組織,否則屆時並非僅有來自對外貿易受到M型化的威脅,而是經濟陷入扁平化全面衰退之時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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