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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四十年的發展基礎與“先行示範區”的突破趨向(上篇)
魏達志 [第3457期 2019-12-02發表]
 
魏達志
  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深圳大學經濟學教授二級。曾任復旦大學校長顧問蔡尚思教授學術助手;1993年獲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14年獲國務院全國團結模範獎;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科技經濟、藝術經濟、城市與區域經濟。出版各類學術著作26部。
 
《深圳四十年的發展基礎與“先行示範區”的突破趨向》系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深圳大學教授魏達志最新力作,本刊分上、中、下三篇刊發,以饗讀者。敬請關注。
—編者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深圳經歷了摧枯拉朽、波瀾壯闊的深刻變化並取得了翻天覆地、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在構建國家創新性城市方面已經進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並正在形成一個全新的路徑、結構、模式與樣板,其四十年的發展進程、基礎與經驗,值得研究、總結與推廣;與此同時,為了實現2019年8月18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先行示範區”作為國家的戰略性目標、加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布局下的“雙區驅動”,深圳還需要推出若干重大的戰略性與策略性的措施與突破,從而不辜負國家民族的重托與大國崛起的期待。
 
深圳作為國家戰略指引下的“先行示範區”,我們必須強化兩大視角:
 
一是全球視角,因為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的崛起,我們必須建設能夠媲美紐約、倫敦這樣的全球性中心城市,通過全球城市建設,既可以適應世界越來越激烈的競爭環境,又可以通過經濟極核帶動區域甚至國家的發展,還可以對人類的整體發展作出中國的貢獻;
 
二是國家視角,“先行示範區”的戰略價值首先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示範一條符合國情並可以普及全國的強國新路徑與強國新模式,與此同時,我們需要在國家兩個一百年的追尋之中,分階段地展示能夠代表國家的世界一流、世界領先與世界標杆城市。“先行示範區”既是黨中央、國務院賦予深圳的戰略性安排,更是一個國家崛起與民族復興偉大目標指引下的戰略性重托。
 
離開了這樣的兩大視角,我們將會在深圳建設成為“先行示範區”的過程中出現迷茫和困惑。因此我們不僅要增強自身的時代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在發展具有全球性競爭價值的核心技術、產業提升中發揮作用,而且要將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引擎功能不斷進行聚集與強化,從而實現對粵港澳大灣區整體建設發展、甚至對全國發展的先行與引領作用,並對持續提升國家全球性競爭力與影響力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和貢獻。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深圳經歷了摧枯拉朽、波瀾壯闊的深刻變化並取得了翻天覆地、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在構建國家創新性城市方面已經進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並正在形成一個全新的路徑、結構、模式與樣板。圖為深圳市中心夜景。(新華社圖片)  
 

一、凝練緊跟時代旗幟鮮明的“深圳精神”—實現城市行為導向向價值導向的精神昇華

 
研究深圳的發展路徑,無論如何都回避不了深圳城市精神的凝練與城市文化的積澱。
 
城市精神,是城市的靈魂,是城市的思想、哲學、方向與標識;城市精神,也是城市的旗幟,是城市的特色、形象、動力與源泉;城市精神,更是城市的獨特使命、核心理念、家國情懷與竭誠奉獻。
 
馬克思說過:“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真正的哲學是這個時代的精華。”我們根據經典理論的引領,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下“深圳精神”凝練的過去與未來。
 
1990年,中共深圳市委先於全國提出了 “開拓、創新、團結、奉獻”的城市精神,鼓舞了人們的鬥志,凝聚了城市的力量,並在全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2002年,深圳經過集思廣益,最後確定深圳的城市精神為“開拓創新、誠信守法、務實高效、團結奉獻。”對於城市的發展,同樣起到了鼓舞人心的巨大作用。
 
但當2020年,深圳紀念特區創建40週年的時候,情況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深圳第一次確立城市精神,到第二次經歷了12年的時間;而從第二次確立城市精神,到2020年則將經歷了18年的時間。時過境遷,深圳的發展實際,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城市的精神凝練、科學定位愈來愈需要強調地域的特色與鮮明的國家作用。而以往的城市精神概括,雖然精彩,但是已經與諸多的城市雷同,缺乏了深圳城市獨特的氣質與風格。
 
根據深圳市統計局曾經公開報道,本地生產總值由1979年的1.96億元提升到2017年的22,438.39億元,按不變價計算,38年增長2152倍,年均增長22.4%,高於同期全國9.6%和全省12.7%的平均水準,經濟總量居全國內地城市第三位。
 
深圳應當在“先行示範區”的旗幟與目標下,重新凝練“深圳精神”,實現從過去“深圳精神”的行為引導上升為精神與價值引導的突破,從而繼續引領特區攀登更高的全球性高峰而努力。建議當代“深圳精神”的凝練,將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全面指導之下,更加強調城市特色、更加具有特區神韻,更加能夠表達深圳人的精神面貌,更加能夠體現深圳經濟特區的先行與國家崛起的關係:
 
謹對深圳作為“先行示範區”的“深圳精神”作如下初步概括:“國家道路與特區探路的使命;國家崛起與特區擔當的抱負;國家轉型與特區先行的責任;國家夢想與特區模式的奉獻。”
 
深圳是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奇迹,也是發展中國家城市崛起的典範,整個深圳特區的成長歷史,都是在為國家探路、承栽使命、責任擔當、竭誠貢獻的過程,是創建全新發展模式的努力,這既是深圳發展的特區基因、城市靈魂與成長根基,同時體現深圳擁有的全球視野、國家立場、特區特色和使命擔當,並充分表達經濟特區對於大國崛起的意義和價值。
 

二、構建高屋建瓴與時俱進的戰略定位—實現特區視窗城市向全球標杆城市的飛躍

 
戰略定位,是任何城市引領要素集聚、資源配置的導向與信號,也是明示城市當前與未來一定時段的戰略性走向。不同的城市定位,吸引不同的要素聚集,從事不同的資源配置。而缺乏城市的戰略定位,就是缺乏城市的發展目標與發展方向。
 
深圳經濟特區,從摸着石頭過河,從殺出一條血路,到“特區是個視窗,是技術的視窗,管理的視窗,知識的視窗,也是對外政策的視窗”……深圳城市的戰略定位一直是一個不斷優化與提升的過程。
 
我們以為深圳的科學定位與發展模式的創造,正是中央對特區的最大冀望,因此深圳既需要提供“更具改革開放引領作用的經濟特區”的全新發展模式,需要提供“更高水準的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的全新發展動力,需要提供“更具輻射力帶動力的全國經濟中心城市”的規模經濟總量,需要提供“更具競爭力影響力的國際化城市”的全球創新與資本高地,而且還需要提供“更高質量的民生幸福城市”建設引才聚才、創新創業的好環境,從而實現對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創新支撐、模式支撐與路徑引領。這些戰略性定位已經跳開了城市本位思維,而更多地體現為全球視野、國家胸懷和特區擔當。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必須鑄造擁有核心引擎功能的全球性頂尖城市,其城市戰略定位至少應該考慮以下四大因素:一是必須考慮與對標全球最發達城市的競爭與參照關係,勇於面對來自世界強國的挑戰;二是必須考慮工業文明向科技文明時代轉型與持續發展的關係,在積極提升工業文明內涵的同時,熱情擁抱欣欣向榮的科技文明;三是必須考慮對自身城市以及城市群未來創新與引領的關係,真正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城市;四是必須考慮對國家重大戰略性目標的支撐與貢獻的關係。並將城市的戰略性定位與功能性定位結合起來,向世界一流城市、領先城市與標杆城市方向前行。
 
深圳必須實現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為深圳作為“先行示範區”設立的三大戰略性時段目標,新的戰略性定位將引領我們,包括2025年實現產業研發投入與創新能力方面的單體突破,2035年實現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綜合突破,到本世紀中葉實現經濟、金融、科技、文化、海洋、藝術、教育、醫療等各個領域的全面突破,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性城市。這不僅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戰略性要求,也是國家崛起、民族復興的期待,而且已經成為深圳市委、市政府和全體市民必須面對、必須承載、不容回避的戰略性使命與擔當。
 

三、激發引領時代統攬全域的改革智慧—實現特區試驗區向國家示範區的跨越

 
深圳的發展史,實際上就是一部改革史,一部“敢闖”史,闖了不合時宜的政策法規的“禁區”,闖了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區”,闖了矛盾錯綜複雜的“難區”。深圳改革開放的最大意義就在於為全國的改革開放探路,對計劃經濟體制的突破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並初步形成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格局。
 
改革依然是未來特區建設“先行示範區”的關鍵,依然是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關鍵,深圳的改革,不僅需要問題導向,同時還更需要戰略導向,並將戰略引領和問題導向作為改革的前提與基礎,以率先行動形成可傳播、可複製的改革示範,如果深圳的改革不能繼續引領未來的發展,不能在“先行示範區”建設以及增強核心引擎功能方面進一步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其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改革領頭羊的地位將會喪失,其作為“先行示範區”的戰略性功能亦將同時弱化。
 
毫無疑問,深化改革應當從政府做起。深圳應以全球視野對政府現行政策體系實施傷筋動骨的深刻變革,推進深圳乃至整個大灣區的科學發展和高速發展。應強勢實現外向型政策體系向開放型政策體系的改革與突破,大膽改革那些當前依然捆綁我們手腳束縛我們前行的監管政策,特別是對科研人員繁瑣的財務制度,大膽改革那些不適應開放型經濟時代的封閉性政策條款,大膽改革那些不利於建設經濟主體公平公正競爭的環境政策,大膽改革那些吸引企業圍着政府轉易於產生腐敗的財政政策,大膽改革那些因政府資源壟斷而又約束市場發展的自我膨脹政策,大膽改革那些不適應國際規範和國際慣例的政策體系,從而使這些能夠讓政府傷筋動骨的深刻變革得以兌現。
 
在外向型經濟時代,有很多是是而非的政策,我們都習以為常,見怪不怪,如何以既大膽又理性的思維對改革遇到的痼疾進行判斷,時代在呼喚改革的勇氣與改革的智慧。包括由過去的傾向型政策向普惠型政策轉變,由扶持性政策向勵型政策轉變,由刺激型政策向常態型政策轉變,由槓桿型政策向穩定型政策轉變,由隨機型政策向戰略型政策轉變,由應急型政策向系統型政策轉變,由內向型政策向開放型政策轉變,由應對型政策向長期型政策轉變,由依賴型政策向創新型政策轉變,由單一型政策向協同型政策轉變,通過整個政策體系創新、改造與提升,提高效率、避免腐敗、創造公平,從而為更好地為建設“先行示範區”保駕護航。
 
作為“先行示範區”的深圳,必須通過深化改革解決改革與發展中的問題,通過改革引領未來時代的前行,通過改革形成國家發展所需要的路徑與模式,改革應該從政府做起,能否形成具有引領時代、統攬全域的改革智慧,是對“先行示範區”能否與時具進的新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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