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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與政治的協奏: 當前香港慈善發展趨勢(上)
文/常樂 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研究員 [第3455期 2019-11-04發表]
香港是慈善事業高度發達的城市。一方面其慈善運作時間長,管理相對規範成熟,慈善家眾多和善款規模龐大,在亞洲以及全球都居於先進地位。另一方面,慈善事業是參與香港治理、保障社會繁榮穩定的重要力量,是特區政府施政的重要夥伴,因此慈善家與特區政府的管治以及香港的發展問題關聯頗深,這既是香港慈善事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和特點,也給香港慈善事業塗上一道政治底色,並隨着局勢變化而時有浮現。本文立足香港當前的政經熱點問題,而重點回溯總結其慈善事業的發展趨勢,並對與慈善事業發展相關的一些領域作些分析,以供業界批評和參考。
 

香港是慈善事業高度發達的城市,運作時間長、管理相對規範成熟,慈善家眾多、善款規模龐大,在亞洲以及全球都居於先進地位。圖為今年2月舉辦的渣打慈善家庭跑。(香港政府新聞處圖片)
 
香港東西文化薈萃,長期經歷英國管治,因此其慈善事業國際化特色明顯,外國慈善機構以及西方宗教機構在香港量大根深、影響廣泛。而香港又是一個從小漁村發展起來的移民大都會,因此移民個體的艱辛經歷也是催化其全民化慈善特色的重要因素。香港慈善事業的國際化、全民化特色已多為人道,此不贅述。然而在這些特色之上,又衍生和關聯出香港慈善事業的其他相關特點。
 

一、因政治而起的“三位一體”的慈善生態

 
在香港開埠早期,英國人雖主其事,但面對華人社會,人少事雜,難以應付裕如,只能由華人頭面人物處理。在港英殖民統治下,華人不可能建立政治組織,因此香港早期社會就只能產生和生存一批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慈善組織,主要職責是處理華民事務,輔助從事相關慈善業務。因此,從中國慈善組織在香港建設開始,就是英國管治香港的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延續這一思路,並且隨着華人社會的不斷壯大,華人資本家的實力增長,一些華人領袖就逐漸進入到港英時期的立法局、市政局等相關政府或準政府機構。一方面提升了華人領袖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也進一步激發了華人領袖擔當慈善公益的力量、使命和責任。於是以往的港英與華人領袖的利用關係,逐漸發展到了夥伴關係。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隨着香港經濟的騰飛,港英政府與市民矛盾的擴大,港英政府不得不逐漸擔負起社會福利及公益的基本職責,一方面由政府撥款扶持更多的慈善公益組織,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也擴大吸收華人精英進入其管治團隊,被人稱之為“行政吸納政治”。而這兩類人的聯動性和統一性始終如一。
 
於是香港就逐漸形成了“三位一體”的慈善生態。也就是由特區政府、企業(商人慈善家)、市民三者共同參與、共同構建、共同推動所形成的香港慈善生態整體。香港高度發達的慈善事業,就是三者共同努力構建的結果。長期以來,政府高度重視慈善公益事業,不僅出台系列支持和優惠政策,而且撥出大量政府款項給慈善機構,政府出錢的社會慈善機構從事慈善公益活動是香港慈善事業的一大特點。香港的企業和商界形成了擔當社會慈善公益責任的優良傳統。一方面早期華商通過開辦東華三院、保良局等慈善機構參與管理華人社會;另一方面英資企業也要通過承擔社會責任而成為港英政府管治班子的重要一員。並且這一趨勢隨着香港政治形勢的變化有所融合和轉化,但是這一理念和做法通過相關制度卻得以保存下來。
 
另外,香港作為東南亞乃至亞洲的“首善之地”,其市民參與慈善事業的熱情十分高漲。多個統計都顯示,每年有超過六成的港人有慈善捐贈行為,有超過九成的年輕人參與過慈善公益活動。現任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曾道出了香港的這一慈善生態特點。2018年9月20日她在參加一個慈善論壇時指出,香港的慈善機構數目由2006年的4400間,今年已經倍增至接近9000間,特區政府亦會繼續支持坊間的慈善服務發展,包括成立基金資助有意投身慈善的初創企業家,過去三年已經向140個項目,投入超過1.2億元資助。並且慈善服務不能只靠政府,要倚賴商界的協助,除了每年的大額金錢投入外,亦要有系統的共同努力,通過創新的做法,改善整體社會的生活質素。
 
正是在這一“三位一體”的慈善生態的推動下,香港回歸祖國以來慈善事業獲得迅猛發展(參見圖一)。免稅慈善機構的數目在2000-2016年間大幅上升172%,由3250間增加至8831間。
 
 
所獲得的免稅捐款也得到數倍的增長(參見圖二)。由2000-2001年度的29億港元躍升至2014-2015年度的117億港元,升幅高達301%。在此期間,捐款額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而言,由0.22%倍增至0.52%。綜合計算這14年的捐款總額,高達1,042億港元。
 
 
香港的慈善文化,已經融入社會各個階層,成為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香港慈善事業的發達,不僅與其中西合璧的慈善文化有關,更與香港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分不開。香港在全世界率先創造出了政府出資、以招標方式請慈善和非營利性機構操作政府的社會福利項目的模式,採取“公助民辦”的方式,引導支持社會慈善組織發展和慈善功能的發揮,既保障了對社會弱勢群體的貨幣福利,又實現了較高質量的福利服務,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香港社會福利制度。
 
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首先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然後社會福利署再以整筆撥款的形式向慈善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發放。整筆撥款資助制度是社會福利署於2000-2001年建立的,接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在符合"津貼及服務協議"的原則下,可自行決定如何調配運用政府的資助金額。整筆撥款資助的非政府機構由招標的方式確定,主要考察非政府機構的服務能力。政府支持是香港基金會和各種慈善組織很重要的一個成功因素。據統計,香港特區政府一年給大約170個社會福利性組織的經費總額是70億港幣,佔香港整個預算的3%。對慈善公益組織而言,這是一個巨大的經濟來源,不僅在資金上支持了慈善機構,而且促進了“公助民辦”福利格局的形成,鼓勵非政府福利機構尤其是第三部門的成長,在政府、商界與第三部門之間形成明確的福利分工,提高了社會福利效率。目前,由民間慈善公益機構承包的福利服務,涵蓋全港社會福利服務的近九成,這些服務涉及市民生活的每一層面,對像從老年、中年、青年至孩童,從婦女、殘障到復康人士,極其廣泛。
 
香港社會的慈善熱情與意欲,與西方發達國家相似,都是個人捐贈高於企業捐贈。僅就官方統計的獲得免稅認可的捐獻金額來看(參見圖三),15年間香港社會的個人捐贈都高於企業捐贈。但是在這一時期,二者的演變趨勢有所變化。從2000年至2015年,香港個人的免稅捐款大幅上升234%,達到2014-2015年度的69.5億港元,但是低於企業免稅捐款的467%的增幅。雖然個人捐款仍佔大多數,但其份額已由2000年的71%下降至2014年的60%。
 
 
並且近年來,具有內地來港上司公司以及在港中資企業逐漸成為香港商界捐贈的重要力量。據香港企業慈善捐款基金會發布的2017年《香港上市公司捐款榜》顯示,前十位僅有一家非中資進入。其中恒大全年捐款50億元,繼續蟬聯榜首,滙豐控股捐款10.6億元排名第二,騰訊捐款9.8億元位列第三,碧桂園和中石油則在第四、五位。並且,在主板上市的1826家公司中,共有959家公司參與捐款,合計捐款162.91億元,按年增加27.62%。並且隨着近年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的凸顯,中央駐港部門也開始要求在港中資企業要以“擔當社會責任為己任,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慈善活動,以多元化的方式服務香港社會”。相信今後香港慈善生態的一個變化是,具有內地背景的企業將成為香港慈善捐贈的主力,並且將會更多的在香港開展慈善公益活動。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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