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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中美貿易戰之後的科技戰
Face to the technology war after Sino-US trade war
戴肇洋 [第3442期 2019-05-06發表]
 
戴肇洋
  台灣省商業會顧問、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日本關西大學經濟學博士修畢。歷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顧問,台灣綜合研究院副所長、所長兼財經諮詢委員會委員暨執行秘書,台灣經濟研究院組長,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國際經濟組召集人,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顧問,日本關西大學經濟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等職。
 
受到國際社會所矚目的中美貿易磨擦,去年12月中美兩國領導人利用阿根廷“G20”會議舉行會談,雙方達成休兵90天解決歧見共識之後,此一期間中美雙方高層官員積極密切展開諮商,經過三個回合談判之後,美東時間4月4日雙方在智慧財產保護、技術強迫轉讓、服務市場開放、農業產品採購、匯率干預等相關領域上取得實質進展達成共識。誠如美國總統特朗普指出,此次中美兩國貿易談判“大獲成功(Big success)”,目前兩國關係發展頗為良好,正位於歷史上的關鍵時刻;同時,期待在短期內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美國佛州“海湖莊園”再度會談,確認貿易協議內容,達成簽署“階段”協議,藉以活絡兩國經濟動能,進而提振全球經濟前景。
 

借“再平衡化”與“再工業化”維持科技產業領先地位

 
事實而言,去年三月以來所引發的中美兩國貿易爭端,不但造成全球產業體系的調整,而且導致國際經濟競爭合作格局之變化,雙方經過多個回合談判取得共識,讓陷入陰霾籠罩的全球經濟呈現曙光。然而,卻讓我們無法忽略的是,中美兩國在“有形”的產品貿易爭端上朝向逐漸緩和的同時,其在“無形”的科技往來磨擦上恐將持續延燒。亦即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歐美先進國家在其所主導推動的“再平衡化”與“再工業化”戰略思維下,開始密集投入科技創新,加速推動新一代人工智能、新能源、資訊技術、新材料、生命科學等領域突破,帶動全球實體經濟展開新一輪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轉型發展,藉以促進實體經濟結構轉型,進而重塑全球價值鏈結。
 
先從歐盟國家來說,在推動科技發展政策上可以溯及2010年歐盟所公布的“歐盟2020戰略”,其內容涵蓋:智慧成長、永續成長和包容成長等三大領域;同時,在執行上則是透過七大旗艦方案加以配合。亦即未來將會以“知識”及“創新”作為經濟發展模式的基礎,促使工業與服務領域共同成為歐盟經濟發展支柱之目標。
 
再就美國而言,在推動科技發展政策上則是溯及前任總統奧巴馬在上任後所提出的全球經濟“再平衡化”主張,先後公布“出口倍增計劃(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 NEI)”、“美國復甦及重新投資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ARRA)”及“先進製造合作夥伴計劃(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 AMP)”等“再工業化”策略,希望透過這些策略吸引高端製造回流美國。此外,於2011年更進一步利用美國駐外單位協助推動“選擇美國”計劃,以及於2012年再度提出“外包工作轉回美國(Insourcing American Jobs)”計劃,藉以吸引美商回美投資。但是,奧巴馬政府所推動的科技發展投資計劃成效有限。
 
特朗普總統上任之後,則是提出較具體化、吸引力的政策,其中除了透過租稅讓海外的美國企業回流投資之外,同時不斷強調“美國優先”、“美國製造”戰略,積極與本國之企業會談,促使其停止海外設廠計劃及增加在美投資。亦即特朗普總統所推動的“再工業化”政策目的在於,除了吸引部分美國跨國製造廠商回流之外,希望更進一步延伸吸引科技相關重要產業供應體系跨國廠商將海外部分生產基地逐步移轉至美國設廠。
 
從上述中很顯然地可以發現,不論是歐盟或美國,其以經濟“再平衡化”為主張所推動的“再工業化”戰略背景,其目的乃是針對近年以來中國“紅色供應鏈”快速崛起之後,已非常明顯排擠歐美先進國家在全球科技產業上的主導地位。亦即面對中國“紅色供應鏈”崛起壓力之下,希望能夠利用長期以來所累積的既有製造業技術優勢,透過“再工業化”戰略發展新型製造業,除了提升本國產品價值性及競爭力之外,更進一步吸引新興國家積極參與其所推動的全球價值鏈布局活動,以維持其科技產業在全球市場上的領先地位,進而增加就業機會與促進經濟成長。
 

過去多年以來,中國在高端科技產業令發展上已取得許多令人艷羨的成果,有望超越美國既有高端科技產業領域全球主導地位。圖為4月19日,小朋友在觀看工作人員展示基於5G網絡的汽車遠程駕駛系統,該系統在上海展會現場駕駛一輛遠在北京房山的汽車。(新華社圖片)  
 

中美經濟磨擦焦點在於科技領域

 
在此,如果檢視中國積極建立跨境產業布局思維,其實可以溯自2001年開始推出企業在“引進來”的同時實施“走出去”戰略,以及2009年鼓勵優勢產業和裝備製造產業向外轉移計劃。之後,則是配合“一帶一路”倡議作為平台,持續增加力道,利用與這些伙伴國家加強雙邊和多邊合作之機制,建立國際經濟合作走廊,進而共建境外產業群聚區域。由此可見,中國被國際社會稱譽為“紅色供應鏈”快速崛起之後,除了更進一步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中國製造2025”產業發展計劃之外,藉由“一帶一路”計劃倡議,積極建立全球跨境產業體系。
 
因此,去年三月以來所引發的中美貿易爭端,美國除了希望縮小長期以來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之外,其實是因近年中國科技產業的不斷發展,而逐漸建立全球跨境產業體系,引發美國利用此次中美貿易爭端機會打擊紅色供應鏈,特別是針對中國近年表現相當不錯的高端科技產業領域作為重點。不可否認,過去多年以來,中國在高端科技產業領域發展上已取得許多令人驚豔的成果,如果按照預期達成其“中國製造2025”計劃,屆時恐將超越美國既有高端科技產業領域全球主導地位。
 
換句話說,近年以來在來自中國“紅色供應鏈”快速崛起壓力下,很清楚地可以看到,歐美“再工業化”戰略思維與中國之競合,是競爭遠多於合作關係。基本上,特朗普總統操作此次中美貿易爭端制裁中國最重要的目的在於,希望採取較嚴格的管制措施,藉以威脅中國外資跨國高端科技產業廠商沒有辦法發展,最後被迫必須離開中國前往美國投資,造成中國高端科技產業發展速度減緩,最後讓中國的產業結構轉型受到衝擊。
 
其實,在此之前,國際新聞曾經報道,美國正在考慮對中國前往美國留學的學生限制他們進入理工科系。其目的何在?由於美國擔心這些學生若取得博士學位進入美國相關重要實驗單位之後,則在無形中很容易地可以接觸美國最新科技產業,待未來學成歸國後,使得中國直接獲致這些人才所帶回的高端科技。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始終認為,近年中國利用對美國之投資、併購等管道取得或移轉美國科技知識產權,已經嚴重威脅美國高端科技產業發展。由此顯示,中美經濟關係未來發展的真正磨擦焦點是在於科技領域。
 

中國科技產業創新動能須依賴自主研發

 
不過,個人認為,雖歐美先進國家採取特別嚴格措施管制這些高端科技,或許將會造成中國科技產業發展略受延緩,但近年以來中國本身已經累積具有不少科技基礎,其實歐美恐將難以有效管制中國取得這些高端科技,而且中國亦可透過其他管道,例如與韓國、日本等地企業的合作取得這些高端科技。
 
毋庸置疑,經過此次中美貿易爭端之後,將會在推動高端科技產業發展上帶給中國頗嚴苛的壓力,如果中國能夠借力使力藉此機會加強自主研發,促進科技創新能夠維持相當速度,三、五年之後理應可以累積呈現更茁壯的科技實力,中國高端科技產業發展理應不致因而停頓不前。然而,值得我們更進一步觀察的是,歐美先進國家為能在這些高端科技產業上持續提高領先優勢,以加強在全球供應鏈與價值鏈上扮演主導地位,未來其與中國之間的高端科技競爭,勢必將會呈現更直接、激化的格局。
 
因此,此次中美兩國在“有形”的產品貿易爭端上短期之內可能暫告“階段性”落幕,但長期可能並非如此,美國或許將會在“無形”的科技往來規則上採取“持續性”更嚴苛的管制,使得中美之間經濟關係,特別是在高端科技產業上的磨擦更加激烈。誠如許多學者專家認為,中美經濟結構相異,未來雙方經濟關係仍存在着不少詭譎,在短期內其磨擦難以結束。
 
畢竟,從客觀的角度加以評估,歐美先進國家在考量國家利益上,理應不致輕易將其科技轉讓給中國,尤其高端製造科技核心將會放緩對中國的轉移速度,此讓中國產業在科技引進內容與速度上恐將受到影響。亦即中國未來若要快速發展現代製造領域,在依賴先進國家透過直接投資和科技移轉外溢上,勢必面對更嚴苛的國際環境,此對今後中國高端製造科技產業創新動能而言,唯有更加依賴本身自主研發,別無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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