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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蘇貿易戰”與歷史啟示錄(上)
“US-Soviet Union Trade War” and its historic apocalypse (Part 1)
趙曉 [第3426期 2018-09-10發表]
趙曉
  趙曉(Dr.Peter Zhao),經濟學博士、經濟學家、香柏領導力機構首席經濟學家;曾供職於國家經貿委、國務院國資委等政府機構;曾任北京科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哈佛大學等多所著名大學的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宏觀經濟與中國經濟、房地產與貨幣、制度與制度轉型(宗教與文明)
 
今天的“中美貿易戰”也被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等許多人視為“新冷戰”。然而,許多人不知道的是,當年的美蘇“冷戰”其實也是“美蘇貿易戰”。回顧“美蘇貿易戰”,可以學到許多。
 
1982年11月,列根總統批准了NSDD(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s Directive)-66號指示,聲稱“通過對蘇聯經濟賴以生存的戰略性三位一體的關鍵性資源進行攻擊,進而瓦解蘇聯經濟,這將成為美國的政策。”這成為“美蘇貿易戰”的開始。
 
不到十年時間,“美蘇貿易戰”以美國的勝利告終,蘇聯經濟崩潰,蘇聯解體。多年後,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在《第二次機遇:三位總統與超級大國美國危機》中承認:“美國確實在蘇聯解體的政治進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而蘇聯解體的導火索正是因為貿易戰的失敗。列根的盟友戴卓爾夫人不僅預知了蘇聯解體,而且得意地指出:“蘇聯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國家,因此我們一直採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製造其內部問題。”(戴卓爾,“我們是如何搞垮蘇聯的”的演講,1991年11月18日)
 
然而,你如果站在1980年,蘇聯解體似乎是全然不可想像的事情。
 
那一年,蘇聯經濟總量世界第二,達到了美國的67%(據《蘇聯基本數字手冊》,時事出版社1982年),超過2017年中國經濟佔美國經濟65%的比重,接近日本1990年代高峰時期佔美國經濟69%的比重;財政收入相當於美國的98.1%;鋼鐵產量相當於美國的143%,石油產量相當於美國的140%,200多種工業品產量世界第一;每四個家庭擁有一輛汽車,超過2016年中國每五個家庭擁有一輛汽車的汽車普及率;諾貝爾獎獲得者更是有13個之多。
 
蘇聯不僅經濟總量世界第二,軍費支出更是早在1973年起就超過了美國,從1965年的320億美元直升到1981年的1400億美元。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為此雄心勃勃,相信未來的世界將由蘇聯主宰,宣稱蘇聯“到1985年大概就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行使自己的意志”。
 
然而,無情的事實卻是,僅僅十年後,無比強大的蘇聯帝國不但經濟崩潰,而且國家解體,其朋友圈蘇東陣營,也都成為了歷史雲煙。
 
蘇聯何以如此慘敗?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是蘇聯解體是以1985年上台的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領導人決策失誤造成的,“竟無一人是男兒”就屬這種說法;另一類學者認為,是1982年美國列根總統實施“星球大戰”計劃弱化、拖累了蘇聯進而導致了蘇聯解體。
 
然而,在筆者看來,上述觀點均不夠全面、客觀、嚴謹。比如,對於“星球大戰”拖垮了蘇聯的觀點,看看下圖就知道,1980年~1988年間,美國在列根時代的軍事支出佔經濟的比重只增加了不到一個百分點,而蘇聯軍事支出佔經濟的比重基本上恆定不變,甚至相比1980年列根上台前還略有下降,所以顯然得不出軍備競賽拖垮蘇聯的結論。
 
筆者的看法是,蘇聯解體真正的原因是:內因(長期低效率的計劃體制)+外因(“美蘇貿易戰”)。
 
具體來說,有四大致死因素:
 
一是計劃經濟的低效率,令蘇聯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滑,難以為繼;
二是經濟結構畸形,糧食供應短缺,不得不大量依賴進口;
三是“美蘇貿易戰”令蘇聯的經濟支柱石油經濟受到致命一擊;
四是最終的金融戰爭+貨幣戰爭令蘇聯經濟徹底崩潰、財富洗劫一空。
 
所以,蘇聯解體既有自身體制落後因素,也有外部冷戰引爆因素或曰“美國因素”。而“美蘇貿易戰”的致命一擊,絕對是壓垮蘇聯經濟駱駝的一根稻草,其對於蘇東解體的沖擊遠比“星球大戰”或其他手段都更為重要。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值此“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不斷升級之際,回顧並省思“美蘇貿易戰”,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警示與借鑑意義。
 

蘇聯崩潰的體制內因:

計劃經濟的低效率

 

 
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終結了古典市場經濟形態:西方市場經濟走上凱恩斯主義宏觀調控的道路;蘇聯則劍走偏鋒,轉向計劃經濟模式。
 
蘇聯經濟主要經歷了四個歷史階段:(1)工業化時期(1925~1940年);(2)衛國戰爭和戰後恢復時期(1941~1953)年;(3)經濟高速增長時期(1954~1974年);(4)經濟發展緩慢和停滯的時期(1975~1991年)。
 
蘇聯首名也是最後一名總統戈爾巴喬夫2016年底接受美國媒體採訪,對西方國家未能向他領導的蘇聯提供援助以阻止蘇聯解體表達失望之情,同時寄望美國與俄羅斯將改善當下兩國面臨的冷戰後最糟糕的關係。(新華社新媒體專電,新華/美聯圖片) 
 
在剛開始直至半個世紀的時間裏,蘇聯的經濟增速超過了西方國家。羅伯特·艾倫(RobertC. Allen)利用經濟學、人口學和計算機模型重新統計國民總消費,證明1928~70年代蘇聯在五年計劃指導下獲得了高速增長,而東西方的學者公認 20 世紀80年代以前,蘇聯經濟增長比西方更加平穩迅猛。在戰後黃金期,即便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數據也顯示,前蘇聯經濟增速比同期西方高出近 1倍 (前蘇聯官方數據則為 2~3 倍)。1973年,經濟危機終結了西方戰後的黃金期,前蘇聯卻仍保持了平穩增長。
 
在1951~1980年30年中,蘇聯經濟平均增長率為7.4%,比美國的3.5%,德國的5.1%,意大利的4.8%,法國的4.6%和英國的2.4%都高。但仍落後於一個市場經濟國家,那就是日本,日本同期的增速達到了8.3%。
 
蘇聯以計劃經濟、舉國體制以及“大煉鋼鐵”的方式大步追趕美國。1950年,蘇聯的國民收入僅為美國的31%;但到1980年,蘇聯經濟達到頂峰,約相當於美國經濟67%的比重。
 
然而,經濟增長速度只是外表,如同“繡花枕頭”,經濟效率才是“裏子”和根本。恰恰在這方面,計劃經濟體制先天不足。由於缺乏市場價格的信號引領、私人產權的有效激勵以及企業創新的內在動力,再加上利益集團的腐敗、極權體制的僵化、自大官員的盲目指揮,蘇聯的計劃經濟運行始終無法擺脫低效率的魔詛。
 
眾所周知,衡量宏觀經濟效率的指標是全要素生產率(TFP),即刨掉投入因素後的技術創新所帶來的增長。上個世紀90 年代後, Easterly 和 Fisher(1994)、Kontorovich(2001)等補充研究了前蘇聯官方和 Ханин 數據的TFP 分析,這些不同數據雖然有較大差異,但就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前蘇聯經濟的低效率及未有增長方式轉型的迹象問題而言,基本達成共識。特別是,1960年後的蘇聯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而70年代後則乾脆陷入到了TFP的持續倒退。
 
由於低效率,大量投入帶來的“大躍進”效應釋放後,蘇聯的增長不斷衰減和下滑:從 50 年代的 6%、70 年代的 4%直滑落至 80 年代的 3~3.5%。阿甘別吉楊甚至認為,蘇聯經濟到70 年代實際上已淪為零增長,80 年代中期則下降了8%。
 
然而,這一時期蘇聯的人口還在不斷增長,從1946年的1.67億增長到了1979年的2.67億,因此從更有說服力的人均GDP的指標來看,蘇聯經濟明顯可謂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1950~1973年,蘇聯人均GDP增長3.36%;而1973~1990年,迅速降至0.74%。其中,1982年,蘇聯居民的實際收入在戰後首次停止增長……
 
計劃經濟的低效率尤其表現在農業和糧食生產領域,帶來的簡直就是毀滅性、災難性的後果。列根說過,“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弗里德曼則說過,如果不是在自由的基礎上去實現平等,那最後自由和平等都將喪失。蘇聯在農業領域特別是糧食生產上的衰退完美地印證了這兩句話。
 
蘇聯之前的俄國曾因為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土地面積和人均耕地面積,因此一直是“世界大糧倉”,每年都要大量出口糧食,1914 年之前的俄國曾是世界上第一大糧食出口國。然而,20世紀20~30年代,蘇聯當局以“斯大林模式”徹底消滅了農村個體經濟,完全剝奪了農業生產者的物質利益,轉而用集體農莊的方式組織大規模生產,這使得農民生產積極性喪失、糧食生產效率急轉直下。
 
由於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即便在1936年至1940年集體化完成後,蘇聯的農業總產值也只能維持在1924年至1928年的水平。後來,蘇聯領導層為提高農業效益所作出的所有改革均未突破僵化的“斯大林模式”,蘇聯農業因此長期衰退、半死不活。
 
現在看來,情況其實很明顯:蘇聯經濟外強中乾、先天不足,實不足與美國爭霸。
 

蘇聯崩潰的結構原因:

經濟結構的嚴重畸形

 
蘇聯不僅計劃經濟效率低下,經濟結構也是嚴重畸形。
 
蘇聯經濟實力不如美國,卻要霸王硬上弓,與美國爭霸,那就必然走上“要大炮不要黃油”的老路,國民經濟“畸重畸輕”,也就是重工業特別是軍工畸重,輕工業畸輕,供應嚴重不足。
 
80年代初,蘇聯已形成極度的軍工經濟特徵:12%左右的國民生產總值直接運用於國防,國防開支佔國家預算的比重接近50%;軍品佔機器製造業的 60%以上,軍事支出佔國民總產值的 23%;為了打“冷戰”,到80年代末,軍品佔機器製造業的比重提高到80%,軍事支出佔國民總產值的比重提高到 28%;蘇聯農業的增速則進一步從60年代的4.3%降至80年代初的1.4%。
 
要命的是,一般消費品的短缺就算了,糧食供應竟然也變得越來越短缺。20世紀60~80年代,蘇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糧食短缺問題更加嚴重。1986~1988年,蘇聯的食品短缺約為210億盧布(食品生產總額為 1360億盧布)。
 
 
糧食短缺,只能靠進口。1963年,蘇聯糧食減產,蘇聯當局迫不得已,只好通過了首個關於在國外大量采購糧食的決議。然而,靠着地大物博底子厚,直到1970年,蘇聯糧食的淨出口仍在350萬噸。1974年,蘇聯的糧食從淨出口轉為持平。1975年,蘇聯糧食進口激增,開始每年進口上千萬噸糧食,淪為全球最大糧食淨進口國。1984年,蘇聯僅從美國和加拿大進口糧食就高達2680萬噸。除大量進口糧食外,1989年,蘇聯還進口肉類60萬噸,奶油24萬噸,植物油120萬噸,砂糖550萬噸,柑橘50萬噸。20 世紀80年代,蘇聯的主要進口項目是糧食和食品。1990年,這兩種物資在進口總額中所佔的比重超過了50%。
 
盧布不是世界貨幣,美元才是。蘇聯要想從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進口糧食和食品,就得有美元。怎麼辦?出口石油。
 
逐漸地,蘇聯在糧食進口和石油出口之間最終形成了一種剛性聯繫。根據北緯40°“國際油價波動與蘇聯解體”報告,20世紀70年代中期,蘇聯在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國的同時,也成為世界最大的谷物和食品進口國。到了80年代,蘇聯一半以上的外匯收入靠石油出口,而一半以上的外匯支出用於進口糧食和食品。
 
蘇聯作為與美帝爭霸的帶頭大哥,竟要向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敵對國家購買糧食,這是多麼巨大的經濟風險!蘇聯領導層並非沒有意識到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弱點。然而,無法解決的糧食問題限制了蘇聯的戰略選擇空間,蘇聯一點一點地、被迫地,深深捲入到了美國及其西方盟友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之中。
 
這個時候,蘇聯的經濟命運其實已經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蘇聯畸形、奇葩的經濟結構為日後的經濟崩潰埋下了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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